创造性地传承与传播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于我们赓续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意识，也发自我们守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决心。

　　“谈艺录”栏目的“传统艺术与时代精神”系列，已陆续推出四篇对戏曲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于魁智、张建国与理论批评家傅谨的访谈文章，探讨了传统与时代、继承与创新等话题。作为该系列的收尾，本期特邀两位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士，畅谈对传统艺术跨文化传播的思考。

　　——编 者

　　今年5月，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与香港戏剧家荣念曾合作的探索性剧目《夜奔》，参加了德国汉诺威艺术节，德国各地的专业人士纷纷赶来观看并给予好评；6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荷兰艺术节上，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与作曲家郭文景、荷兰交响乐团合作的川剧《思凡》，打动了当地观众；9月，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将携程派经典剧目《锁麟囊》及新创剧目《白蛇传》，访问美国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这些高密度的文化交流项目艺术水准高、风格多样，且均与国际主流艺术节或高端艺术中心紧密合作。

　　这一系列中国传统戏曲交流活动，是否浓缩了当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走出去”的最新趋势？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外受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与审美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本期“谈艺录”特邀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平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与大家分享他们多年来的观察与思考。

　　跨文化传播的新落点——

　　展示传统文化的当代性

　　记者：改革开放至今，国外受众对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认知与需求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改变是否影响了中国在交流项目上的选择？

　　张宇：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海外传播确实面临着转型，即：外国受众已经告别“中国热”“东方神秘感”阶段，开始用衡量欧美艺术的同一把尺子来看待中国演出。

　　这给我们的文化传播带来新的机遇，但更多的是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固步自封，不仅不能满足外国受众的艺术欣赏需求，而且与我们文化大国的地位也不相称。平庸化甚至低质化的“走出去”，或将损害国家的文化形象。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需要在连绵的“高原”上不断创造新的“高峰”。

　　陈平：很长时间以来，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印象是：民乐、京剧、昆曲、杂技演出或文物展览。如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了解已深入很多，这是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可喜的变化。

　　我们“走出去”的传统戏曲剧目也发生了变化。最早到欧洲来的多是以“做”或“打”为主的折子戏，如《秋江》《闹天宫》等，而后慢慢过渡到注重“唱”“念”的整台大戏，很受当地欢迎。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尤其明显。

　　记者：今年5月，由范迪安担任总策展人的规模空前的“中国8：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德国成功举行，集中展示了约120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在传统文化交流项目中，海外观众是否也期待看到传承者在“当代”的创造？

　　陈平：改革开放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也给中国艺术带来广阔的空间。“中国8：中国当代艺术展”对欧洲观众了解当代中国有重要意义。在传统文化艺术领域中，欧洲观众很高兴能够看到我们的传统保留剧目，但同时，他们似乎更有兴趣看到当代中国艺术家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如何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比如，中国戏曲学院周龙导演的实验戏曲《还魂三叠》在德国受到了好评；田曼莎、柯军的独角戏《情叹》《藏与奔》为欧洲观众了解中国戏曲提供了新的视角；指挥家余隆同中国爱乐乐团曾把京剧同交响乐结合起来，并多次赴海外演出，等等。

　　当然，对于这些探索，我们现在还难以给予准确评价，但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中国的戏曲艺术不应该发展到今天就停滞了，而应该在我们手上继续发展下去。中国戏曲艺术之所以拥有如此丰富的流派，就是因为一代代艺术家的传承与创新不断赋予其新的活力。

　　所以，我们在与国外艺术节合作时，既推荐传统的戏曲表现样式，也推荐实验性作品。这样，海外观众不仅可以了解中国戏曲文化的传统，还能看到当代艺术家们的探索和创造。

　　张宇：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文化传播领域，即使我们推广的是传统艺术，也必须挖掘出它的当代性。

　　事实上，所有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古典艺术包括戏曲艺术都具有当代性，这是其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全适用于传统艺术在当代的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比如“互联网+”这一创造模式不仅可以促进电子信息工业的创新性发展，还可以对我国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产生核聚变式的神奇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