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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历史学家许倬云: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应怎么做
2013年10月29日 17:17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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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营报》:高等教育在大陆被很多人认为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许倬云:我一直在大学里面教书,高等教育我最熟悉。大陆的大学体系之前是跟着前苏联学专科与专科分开,以专业为主。于是乎,不但校和校之间没有沟通,连校内系和系之间也没有沟通,创新、原创力的基础就被破坏了。什么叫原创力?就是能在两个不同学科交界地区,两个不同方法的交界地区,找到新的角度。如果没有交界地区,每个科系都会固步自封,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原创力。狭窄的科系区分,使学生在学校除了专科知识外,生活和学问是分开的,可能在宿舍学到一些与人相处之道,但老师基本上不能带他体验“社会人”生活,而只是单单在过“学生”或“某个系的学生”的生活。我们很难在精师(专业老师),人师(做人老师)间联系起来。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校逐渐恢复全科教育,但科系之间的楚河汉界并没有改良多少,许多大学搬到城外的大校区,老师不去,只有学生去,尤其本科生去,常常一个小区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人辅导,这些都会使精师、人师完全没有着落,这是大学里面的基本问题。科技方面的学问,只要把新的东西拿来教就可以了,而对于学生的人文教育,今天大陆的老师们不管老的小的,都心有顾忌,都不敢敞开来说,也不敢天马行空的想象,窒息的人文空气是中国大学教育中最失败的地方。

  台湾教改教训要借鉴

  《中国经营报》:台湾也提出过宏伟的教改计划,但执行起来却不尽如人意。

  许倬云:在这里我谈谈台湾的教改教训。台湾教改曾经想要添设出同时教育,即在专科教育以外加些同时课程,这也是仿照美国曾经面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解决方案。美国不外是自助餐式的教育,一个学校开许多课,就是同时课,你可以随便去学两三门课,可能三盘都是甜食,也可能三盘都是面食;还有套餐式,有若干课程规定;读书式则是规定若干书去读,把心得在班上讨论。到了台湾后这三个模式就发生了变化:有人主张读精的,培养自己的人生哲学,做事为人的基本态度,但这是不够的,伦理道德并不是一切,同时要知识广博,也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什么广博知识都要学,知识是要贯穿的。后来就有人开发出几套合在一起的课,一个学生学两套,比如一套是科学素养课,一套是艺术素养课,科学学科的学生,要读艺术素养的课,艺术学科的学生,要读科学学科的课,打破学科的界限,当然不只科学,艺术这两门。

  这些做法都尝试过,但今天台湾一直没有走通这条路,原因是无法培训一批能够教这种课的教师队伍。台湾的教师本身是小专科训练出来的,怎么能去打通学科的界限呢?自己怎么协调,台湾的教师们没有中心理念,没有可以一以贯之的线索,这个尝试基本上没有成功,台湾的这个教训大陆教育界可以借鉴。

  当时,台湾教改有个建议,即一年级不分院,二年级不分系,三年级到专门的科系去。但问题是一年级不分院,选课怎么安排,二年级不分系,又怎么选课,四年的学分、专业的东西在两年半读完是很困难的。台湾的解决办法是把专业的训练延迟,毕业以后的学生可以在硕士班,博士班再提升,但是提升效果并不让人满意。因为这只是拿硕士名字代替学士,博士名字代替硕士,基本知识水平并没有因此多多少。

  台湾联考(相当于大陆的高考)压力很大,后来有人建议,如果大学多,高中毕业就都可以上学了。于是乎,从独立学院变成大学,从专科变成独立学院,从职校变成专科学院,这样弄得台湾2300万人口就有180多家大学,大学教师满街走,大学生推迟了就业时间,但他得到的训练不是社会需要的。比如社会需要修电的电工,职业学校训练够了,18岁出来就业挺好,但这个训练没有了,电工变成电机系的学生,已经不会修电了。所以真正的产业工人没有了,基层干部没有了,大家都被挤着去做当年大学生做的工作,而那些工作却应该是训练得十分好的大学生才能担任,这样两边都不讨好。我看,大陆的教育现在也在犯这个毛病。

  另外,台湾教改时成立了一个教改委员会,但是其中没有章法,没有专家,都是一批社会名流担任委员,却不找教育专家,起步就错误。教改讨论3年出来的方案,是乱七八糟的结果,后来还是找了一些老的专家,把乱七八糟的方案弄成一个像样的方案,也是基本上没有具体可行的方法,但就是这样一套方案也被台湾政府命令贯彻到底。

  大家为何越来越少?

  《中国经营报》:事实上,在现代中国,也出现过许多大学问家,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少。

  许倬云:我们回头看,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国的大学总数三五十个,像样的不超过十个,学生人数很少,可出了大量的人才,这可以归结成两个原因:第一是高中的教育好,原因是那时高中规模不大,而且全国没有统一的法则,各个高中龙腾虎跃,自己去找最合适的教学方法,教育自理。当时的教育部规章管不到高中内部,立案只是立案而已,学校的名声地位完全靠自己的教育的好坏获得。当时全国满地都是高中,甚至差不多每个县城都有高中,但这种高中,等于是大学预备学校,有着各种五花八门教学方法。举个例子,我当时念的高中,第二年走了三分之一,第三年又走了三分之一,毕业的时候全校还有200人,一年级100人,二年级60人,三年级40个人,淘汰率高,因为班小,而且自学,学校找了9个好学生,辅导我学习英文和数理化。每天放学我多留3个小时,我们十个人互相学些各自的长处。要按照现在的教育体制的话,我根本不可能上高中,因为我偏科,但偏科是有原因的,所以要别人辅导补充我的短处。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的成绩是和自己比,比较这一次小考与上一次小考有没有进步。有些学校则是道尔顿制,不分年级,只讲选课,你可以数学课一年上完,语文课两年上完,三年之内学分够了,可以毕业,不够则继续念,这种方法各地都有。当时,每个学校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因此高中的教育很好,等到高中生进入大学,基本程度比今天大学生高,原因是你可以放牛吃草,成绩差的学生自然淘汰掉。当时的私立学校也多过公立学校,也比公立学校便宜。

  第二,1949年以前的大学,政府也不管,撒开手,爱怎么办怎么办,教会学校有教会学校特色,地方学校有地方学校特色,科系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并无一定标准。现在假如政府能够放开管制,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回到大陆大学本身的问题上,我认为存在一些弊端:大陆的大学仿照前苏联和美国大学,奇大无比。美国大学两万人算中等规模,四万、五万、六万的都有,因为当年的认知是读大学是公民的权利,这造成学校太大。学校大了,学生和老师之间,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淡化了。为什么英国的college(学院)办的好,因为college是自然成长的,管住和管教相结合。剑桥有很多college,也就是吃住,教学、生活合在一起的小单位,中国叫文理学院。几十年前五六百人,现在不超过一两千人,租一个小教学楼,有音乐厅,实验室,学生上课的班级很小,老师和学生关系很密切,闲时喝茶,聊天,沟通,这种方式有利于教学相长。

  中国今天既然许多大学都办到外面去,就可以做些规划,规划到一栋一栋楼,也就是宿舍单位,每栋宿舍楼里面比较近的科系的学生掺杂在一起,不能一样的科,也不能完全没有关系,让他们自己报名,这样一个college的基本课程就出来了。楼里保留若干套的房子,让教师同学生活在一起,一个大学校如果3万学生,500人规模的college可以设立二三十个。这样做的话,互相交换跨越科系的问题就解决了,每个college有自己的特色,只有在百花齐放之下,我们才可以发展人才,这也是我为什么鼓励南京大学办高研院的原因。

  《中国经营报》:国外的很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其实是殊途同归,鼓励学生的天性,发挥个人的创造力都是很多国家的教育体系所大力提倡的。

  许倬云:芝加哥大学本科系很多,但是到了高年级、三四年级以上一直到研究生院的时候,就会有许多许多的委员会,四五个教师一起带着学生,都是跨系的,课程内容不一样,角度切入不一样,成为培育研究生最好的源地。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甚至完全不知道我是哪个系的,可以选择在人文学院毕业,也可以选择社会科学学院毕业,完全自己决定,假如这种体制可以放开,围墙自然打破,才可以让不同想法的人在互相撞击中产生思想火花,college对学生而论,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训练未来,也帮助同仁彼此互交。这样,有人在那边种番茄,有人在这边种茄子,而这片草地从来没有人耕种过,那我就番茄、茄子一块种,总会有创新。今天任何原创性的发展都是靠这种制度,单单靠找名学者、院士来点缀大学是没有用的,只能永远做附庸。

  此外,要教会学生怎么样变成精英,能够理解人,领导人,互相合作。这种人才是在生活中训练出来,而不是靠书本的学习。抗战前的高中,每个高中里的学生都会参加学校许多小活动,组织课外团体,写报,讨论,互访,都非常活泼,没有死日子。

  中国要做国际上的出头鸟,就要国民也要做出头鸟。美国生活乱七八糟,但是出人才,很多出头鸟。我想法是,给出头鸟一个合理的环境让其自然成长,从高中开始,就应该鼓励出头鸟。

  而回到根本问题,不管高中,大学,研究所,有几样课程是不能马虎的,最重要的是语文训练,数学训练。语文是训练表达能力,数学是训练思考能力,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

  《中国经营报》:中国人很看重排名,把美国的大学排成一二三名,高中也排成一二三名。

  许倬云:不能排的,没法排的,这是《水浒传》、《隋唐演义》排座次的办法,不科学。学校要排名、学科要排名、职业要排名,这三个一起来的话,学生就苦了。职业是没有高低的,我住的这个楼里面有开餐厅的、做家具的、律师、教师,各种各样的人,一个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职业足够生活,足够养老,就没有排名高低了,这观念需要改变了。

  问学观世许倬云

  近些年,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大陆的声名逐渐普及到寻常巷陌。

  关于他与大陆作者王小波的“炼字”渊源,他与台湾名人李敖的私人恩怨,甚至他与演艺圈的王力宏、李建复(《龙的传人》原唱者)等人的亲戚关系,都成为众人熟知的八卦掌故。然而,许倬云为人所称道者,一方面在于历史方面学问造诣精深,另一方面也在于推动台湾社会转型民主的言论行动。他的诸多言论以及与蒋经国的交往被人评价颇高,甚至被称为“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

  许倬云,1930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据说出生地就是如今厦门大学的校舍。许家是无锡的士大夫世家,最早是在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代代皆有读书人。然而,太平天国战乱,江南士族大为凋零,许家亦不能幸免,许倬云祖父甚至从事师爷以养家。如是环境,使得许倬云一方面饱受士大夫精神熏陶,另一方面也与民间底层亲厚,他常常说自己的士大夫情结是不带阶级色彩的。

  许倬云一生可谓曲折。出生之时肌肉有病症,手脚弯曲,导致日后行走皆需双拐,而其孪生弟弟则健全无恙。许倬云认为这或许是其母亲生产原因,而这一残疾使得他日后选择颇受影响,不仅促使他选择了文科,而且上世纪50年代若非胡适鼎力帮忙,他几乎没法拿到奖学金留洋。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乱世逃难流亡生涯也颇为传奇,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这样也成为他最为重要的记忆之一。之后,许倬云赴台,就读台大,求学美国,扬名天下的故事就为人熟知了。

  他曾经如是回忆这种薪火相传的交往对于其日后成才之意义重大,“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期间,许倬云机缘凑巧,有幸遭遇胡适、殷海光、傅斯年、王世杰、钱穆、杨庆堃、张光直等大家名流眷顾点拨,走上治学历史之路。

  1962年,许倬云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中国台湾、美国和中国香港多所知名大学,曾获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等荣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著作为人熟知,为普及历史知识以及历史学方法论建树不菲。

  晚年,许倬云曾谓自己的一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出生那时,七岁时,抗战军兴;随后十五年,战争不断,国共内战与抵抗外侮的战争纠缠在一起;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生之半,在海外度过。

  惆怅感叹之余,许倬云也认为自己一生充满惊诧和兴奋,不仅目睹人类历史上空前迅速的变化与发展、体验种种划时代的发现与发明,更是见证了社会的挫折与转型、工业化与都市化,诸多巨变“创造了人类前所未见的生活方式,也加速破坏了我们最后托身的大地故乡”。

  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和许倬云同为上世纪30年代生人,他曾经如此评价自己这代人是在自己文化乡土长大的最后一代,“汲取传统养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到长大了才孜孜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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