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掌握并从基层商业网络中获取所需的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务。国家一方面通过改造旧有商人来控制,另一方通过设置新税务系统来管理他们。同时,又有国营公司、合作社来逐步取代私商,控制基层商业网络。但是,旧有商人中的行商却不易控制,因此国家开始通过全面的市场控制来取缔这部分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商人。这也意味着《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规定在现实实践中转向。

　　【关键词】 同业公会; 基层商业网络; 私商

　　一、问题的提出

　　1952年2月,“五反”运动开始,这场旨在斗争“违法的资产阶级”的运动涉及包括基层商贩在内的绝大多数商人。在基层中,他们要交代的内容包括偷漏、欺诈、行贿、暴利等四个方面。①本文以鄱阳县档案馆所藏30卷五反运动中各行业商贩坦白材料为主,对新中国建国初期基层商业网络的运作展开讨论。

　　1949年之前,商会与同业公会在基层商业网络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国以后,两者都成为改造的对象,只是改造的方式不同——商会功能由工商业联合会承继,同业公会被撤销。②被保留的工商联,其民间性退化,经济性大为削弱,统战工作成为其主要职责。③有学者指出同业公会之所以被撤销,乃因其本身职能与功能的弱化。④最根本的原因是,1949年以后,商业组织已不再是自主性的民间社会团体,而成为党领导下的具有官方色彩的行政性组织,其职责是团结资产阶级,以及对工商业者进行意识形态教化。⑤工商团体地位的变化,也反映出至1952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控制取代了联盟,大商人从合作者变为助手。⑥总之,建国后共产党通过对工商团体的改造利用,加强了对社会与市场的控制。

　　关于新中国建立后工商团体的变迁更迭,已有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然而,这些研究对商人特别是基层小商贩、工商团体以及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所忽视。在实践层面,国营商业如何控制原来为私商所占领的市场,还是一个尚未完全明晰的主题。本文依据小贩在五反运动中的坦白材料展开探讨。此类坦白反复进行,并通过座谈会形式互相检举,材料的可信度较高。这也有利于我们从小贩的视角展开本文主题,呈现一个新的基层商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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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邱望新坦白书》,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64。本文所用人民币皆为旧币,1955年人民币改革后,1万元旧人民币等于1元新人民币。

　　②郑成林:《19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工商团体的改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80 -87页。

　　③魏文享:《国家介入与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武汉市工商联为例(1949—1956)》,《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2-69页。

　　④崔跃峰:《1949-1958年北京市同业公会组织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06-113页。

　  ⑤陈竹君、张莉清:《1949-1951年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初探》,《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78-81页。

　　⑥玛丽·格莱尔·白吉尔,王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上海的干部和企业主(1949-1952)》,《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05-115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经济统制与政治合作:抗战时期沦陷区商人研究”(10YJC77008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行业市场秩序”(10JJD770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春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