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几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或曰“处于其中”而“未曾完成”的现代化),从《史林》(2006年第5期),到小书《乾隆十三年》(2012年),到最近的《中华读书报》(2014年9月24日)。我还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的学术立脚点和切入点》),然后就是天则了(《我的现代史观的前因后果》)。在清华听众虽然不多,但也来了三四所大学里相识不相识的一些朋友。在课堂提问中,大家提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十八世纪中国现代化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从来没有讨论过的,值得认真思考。

　　于是我又一次感到“教学相长”的道理。有一位教育学院的同学,听了录音后来信说:“讲心得,助学生,不禁锢,做朋友,被敬重,高老师,您都做到了……”就在跟同学去吃饭的路上,我意识到,应该专门写写这个问题了。

　　我们还是先谈谈所谓“经济方面”。按照过去主流的看法,这就要从“经济基础”,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说起。可惜,中国自明清以来,就没有多少“先进的生产力”,即所谓(蒸汽动力带动的)“机器工业”。后者呢,众多的学者一直在无计其数的明清史料中寻找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如“手工工场”,或者能称得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可惜,也不能如愿。

　　这些都可以视为一种“下层”的视角(这句话也可以视为我的发明)。我总算是经济史出身,所以对这套还有一点了解(一笑)。但是,我们现在终于发现了不同的观点,这还要归功于旅欧学者朱嘉明,他在《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纪两千年》(远流,2011年)一书中,从经济运行的最高层次货币金融入手,与低层生产组织的研究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中国在历史上设计了一套良好的货币制度,然后就让民间各尽所能,自由运营,遂出现经济的高水平的不断的增长(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并不少见)。在这之前,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已经不再把生产方式当作最重要的问题,而看重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这些,都可以视为“上层”的视角,与以前的那些大为不同。总之,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不但是一个怎么看待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怎样重新书写世界史的问题。这也表明,中国经济早已不是什么“封建经济”,亦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是一种“人为经济”,其发展高度也不是“精耕细作”几个字所能概括的。

　　这些,都可以算是崭新的视角,我想,没有它们,就无法从新解释那大段大段的历史。也可以说,从今往后,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观点,都可以靠边站,不必要拿来解释中国历史了。

　　经济史研究中有关的例证就不多举了,我想,无论是老一点的学派,还是新一点的(如所谓“加州学派”),都还没有脱出这一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