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是一部有关唐代历史的重要史籍，使用率极高。《唐会要》又是一部缺乏善本、脱误甚多的史籍。2012年，继中华书局本《唐会要》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唐会要》之后，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由牛继清先生校证的《唐会要校证》上、下两册（以下简称为《校证》）。牛先生以一己之力，将这部重要史籍做了详细、认真、负责任的整理，是对古籍整理的重要贡献。

　　从该书前言看，作者延续了上古本《唐会要》前言对版本源流的辨析，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最终以江苏书局本为工作底本，以武英殿聚珍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为四库本）对校，以两唐书、《通典》《册府元龟》等文献他校，“严格遵循‘不校之校’的原则”（《校证》前言，第8页），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科学合理，保证了《校证》能够取得较好的校证质量。

　　最近因工作需要，笔者较详细地阅读了《校证》卷三九《定格令》与《议刑轻重》二篇，在肯定《校证》所作贡献的基础上，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不揣浅陋，将这些问题写出以请教作者及各位方家。

　　作者在前言中明确说要用四库本为对校本，但从卷三九看，实际使用四库本很少，列出异文也不多。实际上，通过对比可知，四库本虽然“脱误颇多”（《唐会要·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606册，第2页），但在很多地方似乎更接近《会要》原貌，许多异文也胜于《校证》所据底本。尽管《校证》作者在前言中规定了“无关史事理解，或不影响文意”的异文不出校勘记的原则（《校证》前言，第8页），但四库本中那些胜于《校证》所用底本且影响了文意的异文，还是应该将其列出并给出校勘记的。以下我们按顺序举例讨论。

　　我们说四库本更接近《会要》原貌，可举一例（以下所举《唐会要》例均出自《校证》卷三九）。

　　《玉海》卷六六《唐开元前格、开元后格……格令科要》引“会要：开元三年正月又敕定格式令，上之，名为开元格六卷”，并加注云：“删修人内作李延祚、阎顗，馀同艺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250页）这就是说，在《开元前格》的删修人中，《新唐书·艺文志》写有“吕延祚、阎义颛”（《新唐书》卷五八《艺文二》，中华书局，1975年，1496页。《旧唐书》卷五○《刑法志》亦同），但《会要》中此二人写作“李延祚”和“阎顗”。查《校证》，此处写作“吕延祚、阎义颛”；但是查四库本，此处恰恰写作“李延祚、阎顗”（606册，521页）。当然，也许这里“吕延祚、阎义颛”是而“李延祚、阎顗”非，但由此或可证明四库本其实是接近王应麟所见《会要》的原貌的。类似例子还有一些，均是四库本更接近《会要》原貌。

　　由此可知，在对《唐会要》作校证时，应该充分利用四库本。可惜的是，这一点《校证》似乎并未做到。据我们对校，四库本与《校证》所用底本之间异文甚多，其中的大多数确实不必列出，但也有四库本文意稍胜者。下面我们就按页码举几个四库本文意较胜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