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哈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英国《卫报》官网刊文提到，当前很多国家政策制定者几乎都忽视了历史在政策制定中的意义，也很少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这种做法无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政治家们只有通过历史思维，才能打开视野，更好地对公众负责。

　　历史学家的政治参与度不够

　　阿米蒂奇表示，历史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离得越来越远，现在是时候纠正这一趋势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尔文·杰克逊（Alvin Jackson）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到，英国前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非常重视历史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尽管他自己不是历史学家，但却多次邀请历史学家参与英国外交政策制定，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认可。杰克逊说，当前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从历史角度考虑政策的制定，历史学家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情况也寥寥可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成为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标。”但杰克逊表示，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方法非常狭隘，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也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历史学家会用自己的方法和角度提供最有效的政策建议，也许这些建议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但却能真正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未来也将受到更多关注。真正把历史融入政治应该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开始，他一直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求实的原则，研究者必须坚持理智和批判的态度。

　　历史是创造未来的基石

　　“历史学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案例还是存在的，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历史学院都曾在乔治一世时期重点培养一批学生成为英国未来的外交官，谁也没有想到历史学院能够成为政治家的摇篮。”阿米蒂奇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参与了公共政策制定，他同时也是肯尼迪政府的历史顾问。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高曼（Eric F. Goldman）在1963—1966年成为约翰逊总统的特别顾问。

　　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参与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但是时间都很短，并很快离开了人们的视线。杰克逊分析说：“很多政治活动或是政策制定往往都是短期行为，这种短期行为在面对各种复杂的趋势时往往凸显不足。但是历史学家却能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和预见问题，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就曾说过，当你回顾过去的时间越长，未来你前进就会越快。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同的社会兴衰过程，分清哪些是暂时的、什么是持久的、哪些因素会累积造成民众的不满。”

　　据杰克逊介绍，剑桥大学已经打通了历史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联系，成功把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聚集在一起，进行对话和辩论，这对解决养老金改革、北爱尔兰治理等很多问题提供了帮助。“历史可以用来解释简单故事背后的复杂成因与结果，发现其他的未知途径。历史可以扩张狭隘的视野，成为我们创造未来的基石。”杰克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