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研究为宗教

　　在田余庆先生这一代人中,他是受僵化教条影响最小的学者,为自己独立的思想赢得了空间。　

　　12月25日清晨,田余庆先生突然走了。最后一次见到田先生是在10月6日下午,我和陈爽一起去看他。那天师母生病躺着休息。临走时,田先生一定要叫她起来和我们告别。时间已近傍晚,因为没有开灯,房间有些昏暗,大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九十岁的老人,让人感觉有些凄凉。师母跟我说,要多保重啊。当时我还想,我这岁数还不到要“多保重”的时候吧。可是没想到,不到二十天我就心梗住进了医院。送我们时,老俩口站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肯关大门,一定要看着电梯关上门。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太正式了,正式得有些凝重。我没有和陈爽说什么,但实际上心中是有一丝不祥之感的。11月我出院后,10日晚上先生又来电话,嘱咐我多休息,不要太用功,晚上看看电视,哪怕是动物世界。他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是那么用功的人。因为住得远,很多年来我和田先生多是电话联系。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这几天,关于田余庆先生的学术贡献,网上有很多介绍。他很谦虚,曾经跟我说,我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贡献,只是研究上有些特点而已。到底是什么特点?他没有具体说,我也没有问。之所以不问,是因为我心里自认为是明白的。

　　在我看来,他在学术上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细密。我以前在《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说过:“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完整链条。”魏晋南北朝保存下来的史料少,要实现这样的追求,便不得不细密,不得不努力在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这是很辛苦的工作。在年近八十的时候,他还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资料更少的北朝历史,写出了著名的《拓跋史探》,真是令人叹服。

　　他的第二个特点是研究中没有预先设定的解释模式,一切从实际出发。我曾经说过,他在追寻历史线索时与陈寅恪很不一样,“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从深层次上看,他有时实际上不自觉地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宁可沉默”。在评论他的《拓跋史探》时,我又说:“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他的这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正是有了对“具体”的一再追问,使得他总能提出有自己特色的问题。我观察,一流的学者大多是如此。他们是问题的发现者。他们讨论的问题常常就是自己发现的,而不是跟在别人的问题后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