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我国中古学术方面罕有的大家。他精通多种古典语文,如希腊、拉丁、梵文、巴利以及中亚和我国边疆文字;他有着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化的基础,对我国的古代文学、历史、训诂及天文、历算、甚至医学等都非常精熟,自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以来,在中外学术界影响深广。解放后,失明及折足的他以学问滋养身心,后于文革中去世。近三十年,海内外学术界掀起了陈寅恪热,有关他学术的崇高地位很少有人质疑,谈论的焦点大多集中于他自解放后直至去世16年间的精神走向。近来,渐成定论,认为陈寅恪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能够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了自由的文心。并且以余英时为代表,认为陈寅恪特立独行的为学品质有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针对文革前压抑的社会环境,这种观点已在时下流行的有关陈寅恪的评传中被广泛认同。根据我对陈寅恪留传诗、文的观察领会,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所谓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更是事出有因。弄清陈寅恪学术精神的来龙去脉,现在看来,成了理解陈寅恪心路历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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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出身名门,家学渊源深厚。他的家庭背景及青少年时代的社会遭遇奠定了他学术追求的基础。
如果溯源的话,江西修水陈家在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时,便开始崛起。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常为自己的父亲陈宝箴出谋划策。陈三立这位“江西诗派”的最后一位诗人,当时与谭嗣同等四人由于出身显赫与才华举世而被并称清末“四公子”。他们当时都参与并支持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与其父陈三立同时被革去官职。陈宝箴由慈禧赐死,陈三立如自己所说而成为“袖手闲人”。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怨恨清朝,反而是愚忠之情愈演愈烈。而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对陈氏家族无异又是一种“雪上加霜”的痛苦。陈三立从社会动乱、“劫杀焚荡”、人民流离失所这三点上体认这场革命,将自己的心态保守于古典文化传承的情结之中,用古典诗歌的创作当作自己情感的避难所。这也是世人指出的“遗老”姿态。陈寅恪的“遗少”作派无疑与父亲陈三立一脉相承。面对这场革命,陈寅恪同样也是痛苦与迷惘的,他的痛苦正是类似父亲那种与时代潮流落落寡合的痛苦,是由于对过去风华时代的追忆而产生的痛苦。他于1912年春由瑞士留学暂回国寓居上海时,给北京友人寄书赋诗:
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
1913年他在《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
氍毹回首暗云鬟,儿女西演挹袖看。故国华胥今梦破,洞房金雀尚人间。承平旧俗凭谁问,文物当时胜此冠。残域残年原易感,又因观画泪汍澜。
诗中所说“故国华胥今梦破”与“残域残年原易感,又因观画泪汍澜”句中,所表现对已逝去的时代魂牵梦萦的伤感是多么强烈。由于对“故国”不堪回首的痛苦,将他与父亲、诗人陈散原(名三立)的心贴在了一起。陈散原是清朝遗老,陈寅恪无疑是“遗少”。“遗少”这个词原是胡适针对陈寅恪叫出来的,看来胡适的观察不能说不准确。“遗少”的情结可以说左右了陈寅恪的一生,影响了他终生的学术与生活。以致他在后来《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
与其说他是在描写王国维的痛苦,倒不如说他是在抒写自己以及和父亲共同的痛苦。真正的学者,他们都是用文化来试图建立或加持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的信仰,一旦这个国家使他没有了希望,那对他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可惜的是,王国维和陈寅恪都一直在做他们的清朝梦,王国维过早结束了自己,而陈寅恪却苟延性命几十年。
陈寅恪的这种苟延确实有着悲壮的色彩。
20世纪初,陈寅恪带着这种痛苦,辗转海外,不求文凭,惟求学问,试图探索能维系自己内心的文化和真谛。但是西方文化对他的学术思想和个人风格似乎影响不大。他在西方真正学到的并被他所用的也只是东方语言而已。中国传统的东西还是他思想和情感的实质。受家世的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家庭的痛苦与国家民族的痛苦紧密相连,所以他的痛苦便从忧国忧民开始。他这种既是平常的文人情结但又不平凡的心境在少年时代就有所显露,这在他《赠蒋秉南序》中有所追忆: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
这段话中,暗含了两个典故。他用明末清初大变乱之际,易堂九子能够不为时势所动在江西宁都县翠微峰之易堂提倡古文实学,延续中华古老文脉的精神来比喻自己自少年时代后的追求;“辛有、索靖之忧”这个典故更为高古,明确表述了陈寅恪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像辛有、索靖那样预见时代纷乱即将到来。
但是,因为辛亥革命而使时代向前跨跃了一大步的时候,陈寅恪的思绪还继续沉浸于已飘逝的王朝,并为之追悔痛惜。这也并非一种单纯的情感。
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胡适所说的“遗少”风格不免使我对陈寅恪慨叹至极!慨叹之余,也想起另一位反清复明的“遗老”顾炎武有诗:
人间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论。
虽然忠于前朝的气节对于文人至关重要,但是时代的潮流对于个人来说,确实非常残酷,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陈寅恪个人悲剧的本质不知在此能不能显露出一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