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以“疑古”著称，一生考辨古书、古史。由于受时代的限制，顾氏的“疑古”的确曾给古书带来一些“委屈”。据此，一些论者多认为其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内学问”的圈子。然而，通过对《顾颉刚日记》、《顾颉刚读书笔记》等材料的回顾和梳理，我们发现顾氏并非只对“纸上遗文”“情有独钟”。对地下遗物及相关论著的关注，亦是其学术研究不容忽视的侧面。

　　受王国维影响关注出土材料

　　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受胡适、钱玄同影响最大，但这种影响尚属早年引导性的“启发和帮助”。而顾颉刚则在回顾自己早期的学术历程时说过，“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由此可见，如果站在顾氏本人立场来看，王国维才是他真正的学术领路人。

　　顾颉刚曾两次拜访王国维，随后即写信欲拜师门下，愿“为始终受学之一人”。在接触到王国维的著述之后，顾氏感叹自己“学问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在王国维的影响下，顾颉刚认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进而刺激了其对考古学、古器物学的学习和对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材料的研读和利用。

　　顾氏研读出土材料，大致经历了如下心路历程：20世纪20年代，他对古器物学产生极大兴趣，曾编辑“古器文书目”，将“研究古器物学”列入其“研究古史的计划”，很想把传世古器的时代厘定一遍，使得它们与经籍相印证时可以减少许多错误；30年代则热衷于考古学，曾几次亲往各省实地调查古物古迹。

　　顾颉刚对甲骨文、金文的关注更是终其一生。抗战前，他在北平时“赖容希白同志（容庚，字希白——引者注）之力，搜罗甲骨文著作略备”。点读甲骨文、金文及相关著作的记录，在《顾颉刚日记》中更是屡见不鲜。让人感触更深的是，在他去世前一年里，《顾颉刚日记》中仍有其翻阅出土材料的记载。例如，1979年5月15日，“看《中华文史论丛》十辑。抄李平心《保卣铭新释》一页”；5月19日，“看曾宪通《试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

　　对“二重证据法”的接受与发展

　　《顾颉刚读书笔记》也常见其对“二重证据法”的呼应。在一则题为《古人日用器物当作考定》的笔记中，顾氏言道，“予常欲据地下发现之实物、及各时代之图画，加以经史中之记载，将古人衣、食、住、行、娱乐、武事各项考定出来”。他在笔记《整理古籍目的在批判接受》中亦称，“将来地下发掘工作一定大发达，也必须将古书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实物和书籍记载相印证，从两重证据法上作确实的考定”。由此可见，顾颉刚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