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圣明，1984年生，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助教，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 秦汉社会存在两种“天下”：一种在地域上总括塞内“中国”与塞外蛮夷，另一种则仅包含塞内“中国”之地。但总体而言，“天下”以“中国”为核心，“中国”又以“内郡”为核心是秦汉天下格局的基本构造。一方面，“天下”内的人群被划分为多种层次、多个部分，助长了各人群之间关于彼此族群身份的交争；另一方面，多种层次、多种“核心”与“边缘”的划分及各种可用来建构新认同的资源的存在，也为各人群间的重组与分解提供了多种可能。

　　【关 键 词】秦汉；天下格局；天下；中国；政区

　　秦朝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继之而起的汉朝，通过进一步开疆拓土，疆域更加辽阔。表面而言，“天下一家”、“天下为一”的格局在秦汉时代由经传理想变成了社会现实，其实质却不然。不仅整个“天下”尚被沿边塞徼明确分隔为塞内、塞外两部，就连塞徼之内的各政区之间亦是差异显著。于此，一些学者如卢云、①刘瑞、②李大龙、③黎小龙、徐难于、④于逢春、⑤雷虹霁、⑥尹建东⑦等都已做过相关探讨，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以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方法继续对秦汉时期的天下格局展开研究，并将深入阐析这一格局对当时社会人群划分与认同建构的实质影响。

　　一、由两起争论说开去

　　武帝元鼎(前116-前111)中，博士徐偃在出巡关东期间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为御史大夫张汤奏劾，其罪当死。徐偃引《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为自己辩护，张汤词竭，未能予以反驳。武帝下诏让谒者给事中终军与徐偃辩难。终军以为：“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⑧因终军之诘难，徐偃“矫制颛行”之罪在《春秋》经义层面上亦得成立，其最终只得服罪受诛。从徐、终二人的言论可看出，他们立论的依据并不一样。徐说仍然停留在先秦诸侯林立、各国分疆异俗的思维定式上，由此出京师便意味着“出疆”。而终军则认为时天下为一，当践行《春秋》“王者无外”的思想，凡封域之内皆应视为天子疆土，帝国官吏外出京师不得称为“出疆”。

　　《论衡》中记载了另一场有关政区差异的争论：“宣帝时，凤皇下彭城，彭城以闻。宣帝诏侍中宋翁一。翁一曰：‘凤皇当下京师，集于天子之郊，乃远下彭城，不可收，与无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为一家，下彭城与京师等耳，何令可与无下等乎？’令左右通经者论难翁一，翁一穷，免冠叩头谢。”⑨在宋翁一看来，凤凰现于京师与现于彭城其意义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他遵循的显然是“《春秋》内京师而外诸夏”⑩这一反映治国次序的经义准则。于是，体现天子政治清明、德业昭彰的祥瑞只有出现在京师地区，其才符合《春秋》“自近者始也”的治国之道。而宣帝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在天下一家的现实下，京师与彭城同为帝国之域，无论祥瑞出现在哪里，其性质并无二致，都是对天子仁德的褒颂。宣帝此论又被王充用来解释“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宁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之事件，他指出：“彭城、零陵，远近同也。帝宅长远，四表为界，零陵在内，犹为近矣。”(11)反过来，王充该说也可视作是对宣帝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在同为天子辖域的意义上，四表之内，远近同一，并无“此疆尔界”之分。

　　上述第一例中，因张汤疏于经学，无法辩驳徐偃所引《春秋》之义。武帝就以曾为博士弟子、能辩善文的终军来诘难徐偃；第二例中，宣帝虽对宋翁一之言有所驳斥，但仍要使周遭通经者与翁一进行论辩。这一方面固然说明经学在塑造汉代天下观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其作为理论基础来辩论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春秋》包罗颇丰，论辩双方均可择取不同的《春秋》之义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而无论《春秋》“为汉制法”说是否确实可信，作为蕴涵丰富的文化元典，是书在汉代政治体制确立、政治思想生成上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天下观方面，《春秋》虽奉行京师、诸夏、夷狄由内到外、由亲到疏，彼此分隔独立之准则，但亦有主张三者可随时代发展而融为一体。或可言之，在《春秋》的世界里，“华夷之辨”为阶段性追求，“华夷一家”则是终极目标。这一点在东汉公羊大师何休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述，其“三世说”历史地厘清了京师、诸夏、夷狄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过“所传闻世”(据乱世)、“所闻世”(升平世)、“所见世”(太平世)，京师等地域及其所居人群终能进至统一，形成所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局面。(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