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以官吏为治理对象，以察官治官为主要目标，在古代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用来监督百官。清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发展的最高阶段，监察机构为都察院，以左都御史和左副都御史执掌院务，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由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兼任。都察院的职权是监察百官、整饬纲纪。雍正时，并六科于都察院，广派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有密折言事的权力，终极目标是加强皇权。晚清时期，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监察机关自身的机能及其对官僚体系的监督作用大大削弱。虽然清末“新政”对都察院官制进行了调整，但不过是裱糊匠式的修修补补。

　　调整都察院官制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二十日，清廷发布《变法自强谕》，宣布：“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生民之转机”。谕旨明确提出了法律改革的措施：“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救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以此为起点，清廷开始了以预备立宪为目标的所谓“新政”，监察制度的变革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都察院是中国传统的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清廷对都察院的改革乃是作为官制改革的一部分。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奉上谕：“都察院本纠察行政之官，职在指陈阙失，伸理冤滞。著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著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员缺，均暂如旧。”军机大臣奕劻根据上谕，在综合群臣讨论的基础上，对都察院官制进行了调整。

　　首先，慎重言官选拔。清廷认为，“广开言路，慎选言官，洵为立政任人之要”，因此，过去的言官选人方式必须变通。以往各部衙门保送御史，“凡愿送之员一概保送，不加甄择，虽有考试，亦但第其甲乙，并无去取，实非立法之本意。嗣后保送御史，拟请责成各部院大臣，举所夙知，于京官实缺中书以上，外官实缺州县以上，如实系气节刚正，志虑忠纯，均准保荐”。同时，从保送的数量和程序上进行了规定：各部院保荐至多不得过三员，并且要求陈述该员志行事迹，出具真实考语，不得采用公式化的笼统言语推荐，“其有品行不端、学术不正者，毋得滥保。如有滥保，一经发觉，并将原保大臣从重治罪”。保送之后，由该衙门请旨廷试，简派大臣进行校阅，拟定名次，再进行引荐，听候录用。对于现有的御史，则由都察院随时考核，若有名声平常、志节卑陋者，即行纠核。

　　其次，对科道名额予以规定。根据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谕，将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员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删。按照旧制，京畿道设置掌道二员、协道二员，其余各省则只设置掌道，不设置协道。鉴于东北系清朝发祥之地，故仿照京畿道，增设辽沈道，设置掌道二名、协道二名。同时，根据清末官制改革，将原来的江南道分为江苏、安徽二道，均设置掌道二名。将湖广道分为湖北、湖南二道，设置掌道二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均设置掌道二名，甘肃、新疆两省，各增设掌道二名。同时，鉴于六科给事中被裁撤，不再担负部务职责，因此，也对科道人员进行了裁撤，将原有的八十名，裁撤十六名，保留六十四名。但是，在裁撤方法上，并没有直接裁撤，而是通过“出缺不补”的方式进行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