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涛、岳岭在《汉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经济结构的变迁及原因》（刊于《南都学坛》2015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汉晋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森林、湖泊众多，食物来源比较丰富。两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并不发达，渔业采集以及狩猎占据重要的地位。三国西晋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渔采与狩猎的地位仍然重要。东晋之后，人口大量迁徙到江南地区，渔采狩猎逐渐成为农业经济的补充，农业获得长足发展。江南地区经济结构的变迁与人口的增长、移民的大量涌入、城市人口的增加、国家的政策倾向有紧密的关系。汉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经济结构变化所造成的生计模式的改变，对当地的风俗文化、经济、社会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张鹤泉在《论北魏孝文帝爵制改革后散爵封授范围限定问题》（刊于《河北学刊》2015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孝文帝实行爵制改革，开始推行实封爵与虚封爵并行之制。爵制改革后所实行的虚封爵，亦称“散爵”。由于北魏国家将散爵的封授与官本位体制、世族制结合在一起，因此，封授散爵也自然要有限定的范围，其范围的限定是以所任职官的品级与建树的功劳为标准的。这两种标准的结合才能保证实现散爵的封授。由于北魏限定散爵的封授范围，才使散爵的封授在维护国家政治统治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佳在《“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刊于《史学集刊》 2015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在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将针对皇帝而起的批评，要求皇帝行止、调整某一政策，显现出较强纠错诉求的激越建言之举视为谏诤，那些因此类建言而受到贬黜、廷杖等处罚的官员往往会获得忠臣的名誉。对谏臣之忠臣名誉的铺叙，以及不恤生死之进谏心迹的自陈，反映出晚明士大夫群体以谏为忠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思谏诤的言论普遍存在，则对士大夫以谏求名现象的泛滥倾向构成一种制约。晚明以群臣好谏，政治舆论活跃为凸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晚明谏风大盛的另一面，是士大夫群体逐渐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政治角色困境中，他们看似强势的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振作，直至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