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朝统治的成功系多种因素交织而形成的合力所致。商业政策作为清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既非“汉化”独具的内容，也非满洲特性，不失为破解汉化史观和强调满洲特性二元对峙格局的一个考察视角。清前期的商业政策已非抑商，秦汉以来的制度化的抑商政策和措施已经灰飞烟灭，通商已成为清前期商业政策的基本取向。通商对经济的推动、民生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而经济发展，边疆开发，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各族皆从中受益，生存状态得到改善，经济力便会转化为追求统一的驱动力，即统一力。这既是清代多民族国家得以统一与巩固的基础，也是动力机制。于此，通商政策确有力焉。

　　关 键 词：清朝 商业政策 多民族国家 通商 统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商人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14ZDB035)、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特支计划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张明富(1964- )，长江师范学院教授 重庆市 408100，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重庆市 400715

　　清前期的商业政策及其与清代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巩固的关系，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清前期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思想。同时，对理解清前期的商品经济及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巩固的成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对清前期商业政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30至70年代的数十年中，虽有不同的声音，如谷霁光对唐末以降至清初抑商政策变本加厉的观点予以批评；①杨联陞认为，清初至中叶，对商人之控制已不甚严，租税负担并非特重，政府颇以恤商自许；②但“抑商论”长期居于主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但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其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抑商观点提出质疑。如郭蕴静认为，清代的商业政策非抑商，而是恤商、扶商，甚至是重商；③邱澎生认为，清前期政府执行的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④另一种则坚持传统的抑商观点。邓亦兵认为，抑末就是向商人征收商税，征商是抑末、抑商的唯一内容，向商人收税的抑商政策贯穿于清代前期的始终。⑤而对清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据笔者所见，尚乏专门、系统的论述。那么，清代前期的商业政策究竟是抑商，还是恤商、重商？清代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又有何联系？本文不揣谫陋，拟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清前期商业政策的核心是通商

　　为什么说清前期商业政策的核心是通商？而不是抑商、恤商或重商？有何理论和实证的依据？我们先看看对清前期诸朝实录中“抑末”、“通商”这两个词汇的使用频率的统计，也许会从中捕捉到一些有用的历史信息。查阅顺、康、雍、乾、嘉、道实录，“抑商”一词没有发现，“抑末”仅出现5次：《世宗实录》1次，《高宗实录》3次，《仁宗实录》1次。而“通商”一词则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在数量上比“抑末”多得多，达48次。其中，《世祖实录》2次，⑥《圣祖实录》4次，⑦《世宗实录》6次，⑧《高宗实录》19次，⑨《仁宗实录》3次，⑩《宣宗实录》14次。(11)如换算成百分比，“抑末”在清前期诸帝实录中出现的次数，仅占“抑末”、“通商”出现总次数的约9.4%，而“通商”则占到总次数的约90.6%。也许，动态的比较分析更能看出清前期商业政策的走向。《世祖实录》“抑末”未出现，“通商”出现2次，其比为0∶2；《圣祖实录》“抑末”未出现，“通商”出现4次，其比为0∶4；《世宗实录》“抑末”出现1次，“通商”出现6次，其比为1∶6；《高宗实录》“抑末”出现3次，“通商”出现19次，其比为3∶19；《仁宗实录》“抑末”出现1次，“通商”出现3次，其比为1∶3；《宣宗实录》“抑末”未出现，“通商”出现14次，其比为0∶14。这些数据的动态变化呈现出一条清晰的曲线：在清代前期的每一朝实录中，“通商”出现的频率都是远远高于“抑末”的，且在顺、康、雍、乾四朝实录中，“通商”出现的次数呈逐朝递增的趋势。嘉、道两朝实录中“通商”出现的次数虽有所回落，但嘉庆朝也高于顺治朝。道光朝则仅次于乾隆朝，且是顺治朝的7倍，康熙朝的3倍多，雍正朝的2倍多，并未跌至谷底。说明清前期商业政策的走向没有发生逆转，而是一线延续的！如考虑清前期诸帝在位时间的长短，还可根据清代实录以年为单位统计出每位皇帝在位期间“抑末”、“通商”出现的频次：“通商”在顺治朝每9年出现1次，康熙朝15年出现1次，雍正朝约2年出现1次，乾隆朝约3年出现1次，嘉庆朝约8年出现1次，道光朝约2年出现1次；“抑末”在顺治朝、康熙朝、道光朝出现频率皆为0，雍正朝13年出现1次，乾隆朝20年出现1次，嘉庆朝25年出现1次。由此可以看出，“抑末”在顺治、康熙、道光三朝没有出现，而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出现频率也呈明显递减趋势，且递减幅度以7的倍数计。“通商”在清前期诸朝的出现频率虽有较大的起伏，但每一朝均远高于“抑末”，雍、乾二朝更高出6倍多，接近7倍。很明显，在清前期官方的商业话语体系中，“通商”的使用更加频繁，而“抑末”则有逐渐淡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