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少帅这次戒毒所遭受的痛苦可能不亚于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外国医生没再为他提供特效药。一种说法是，张学良被绑在床上，无论如何呼喊挣扎都不能再接触吗啡。而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没法细细说那个过程，总之，“昏迷了一个礼拜差不多”。

张学良旧照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黄昉苨，原题为：《揭秘民国戒毒往事：张学良为戒鸦片打吗啡》

　　项美丽决心戒毒。或者说，《纽约客》驻华记者Emily Hahn决心戒除自己的鸦片瘾。

　　上世纪30年代，项美丽做了不少出格的事情。这个美国人离家出走跑到大洋彼岸的上海，养了一对猴子当宠物，住在市中心的红灯区旁边，与一位中国的有妇之夫恋爱。

　　如果翻一翻民国旧事，我们能在当时的上海找到一大摞沾染上“阿芙蓉癖”的名人档案。譬如张爱玲的父亲与继母——这两位可是李鸿章的外孙和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或是沪上名媛陆小曼……以及项美丽的情人、翻译家、“新月派”诗人邵洵美。

　　可能是在他俩第一次见面时，这个英俊的中国人就引导爱冒险的美国女人试抽了一管鸦片烟。他还根据“Emily Hahn”的谐音帮她取了“项美丽”这个中文名。邵洵美的原配妻子后来回忆说，在大家庭中，鸦片与纳妾同被视为“风流而不下流”的雅好。

　　可是，当项美丽落笔描写“愉悦”又“美妙”的童年梦想“吸鸦片”时，她已经决定了要戒除大烟瘾。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在80年前。

　　就在项美丽戒毒的数年前，身在东北的“少帅”张学良也尝试过戒除烟瘾。不幸的是，医官给他推荐的戒毒剂是吗啡。

　　如今，人们都知道吗啡、海洛因是比鸦片毒性更大、更易成瘾的药物。很难想象，当它们初面世时，肩负的任务却是“戒大烟”。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从鸦片中分离纯化出吗啡，而之后很多年里，医学界对其毒性都莫衷一是。1874年《申报》的广告栏里，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多箱，其药纯正而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速捷。”

　　到了清末，海洛因也开始出现在国内各地西药房，供人直接口服，几乎包治百病，当时它的最大生产国是德国，而直到上世纪20年代初，德国药品当局还没听说过“海洛因上瘾”这回事。

　　可想而知张少帅这次戒大烟的结果：他对吗啡形成了药物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