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1934年12月17日,中央纵队进入黎平。次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与博古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又称《黎平会议决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在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指出要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会议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12月19日,军委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总政治部也发出了关于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的训令,实质上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肯定了黎平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决定渡乌江取遵义。随后又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一下了将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东南地区,获得了十二天休整时间,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宝贵时机。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与会者有20人。

　　首先是博古作“主报告”。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主要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过分强调敌人强大,革命力量弱小,因而第五次反“围剿”不能被粉碎。对于主观方面的错误却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在他作报告中间,毛泽东不时在卡片上记着什么,张闻天等人在认真听,不时微皱眉头,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脸上显不出什么表情,会场气氛虽比较平静,但却给人透不过气的感觉。

　　接着,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开始作报告。他着重谈了军事问题,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负主要责任。他的讲话使大多数与会者长舒了一口气。这一报告又称“副报告”,与博古的主报告有明显的不同倾向,这一点连李德也感觉到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指出“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

　　周恩来的“副报告”讲完后,博古提议与会者对“主报告”、“副报告”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