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戴笠(右)(资料图)

    这份遗嘱实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为他进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在新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飞将军蒋鼎文》一书中,作者陈侃章查阅梳理海内外大量档案文献数据,经多年积累,悉心写成第一本蒋鼎文传记,尽力接近复杂的历史真相。

　　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一个侧面给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观察提供更多元的视角。本报全民阅读周刊本期所摘录的部分,系首次披露。

　　西安事变的演变在不知不觉中扯上了戴笠,且还是处在向和平转折的关键节点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戴笠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然危难之中的西安一行,毕竟烙上了历史的印痕,而戴笠本人也由此做足了文章。

　　对于这段插曲,不少人乃至许多为文作史者有意无意地不加辨识,竟纷纷落入戴笠精心设计的一个貌似悲情的陷阱中。殊不知,戴笠这一化险为夷的“妙着”,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亦是在无可奈何之中作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戴笠,1897年5月生,浙江江山保安村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为黄埔系的中生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