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核心著作，无疑已成为20世纪德国哲学的经典文献之一。然而，这本一度被1960年代左派学生视为“圣经”的哲学著作，在批判理论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复杂而充满争议。

　　《启蒙辩证法》与批判理论

　　1970年代以前，批判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霍克海默为理论主导的战前和流亡时期，一是为阿多诺所主导的战后时期，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正式形成的时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完成的《启蒙辩证法》，正是这两个时期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一般被视为两位作者理论一致性的体现，而在哈贝马斯等“第二代”和“第三代”理论家看来，这本著作则标志着霍克海默放弃早期理论规划，开始走向否定主义和悲观主义。但无论如何，《启蒙辩证法》的确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支撑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基石，是学派之成为“学派”的统一性标志，其核心观念主导着当时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工作。不仅如此，《启蒙辩证法》还成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与青年学生之间的精神纽带，以盗版方式在年轻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着秘密教义。

　　然而，与时局的紧密关联也使得人们倾向于从政治姿态而非理论逻辑上来对待这部经典之作。随着阿多诺于1969年去世以及左派学生运动的失败，德国知识界普遍放弃激进的政治主张，《启蒙辩证法》也被作为否定主义和文化悲观主义的象征而弃之一旁。但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法兰克福学派年轻一代不断做出的反省。这些反省一般会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将启蒙辩证法甚至整个第一代批判理论的思想模式与其代表人物的二战经历关联起来，从而肯定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这也等于宣布其在1970年代以后不再具有现实性（杜比尔）；一是将启蒙辩证法与一种旧的思维范式关联起来，具体而言就是与意识哲学的思维范式关联起来，并进而断言其在交往范式的时代失去了现实意义（哈贝马斯）。后来的霍耐特也不例外，其在《权力的批判》中对批判理论历史的重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与《启蒙辩证法》的系统性“缠斗”。可见，《启蒙辩证法》似乎已经成了新批判理论必须跨过的一道台阶。

　　现实性辩护：从局部到整体

　　然而，在哈贝马斯等人宣布这部著作落后于时代的同时，其思想光芒却在当代各种思潮中散射开来。关于启蒙辩证法的现实性的理论话语纷繁复杂，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动机。有人将其改造成斯宾格勒式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有人将其与阿多诺推崇的贝克特关联起来，将这个哲学和社会批判文本处理为艺术文本，处理为批判的象征。而更多的人则试图在启蒙辩证法的时代诊断中挖掘符合现时代的内容，其中最为普遍接受的是“文化工业”一章，如今所谓的信息社会、知识社会、传媒时代、景观社会，甚至网络社会，均可以纳入文化工业分析的基本框架之中。在德波和鲍德里亚那里，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理论进路的成果，而在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那里，“反犹主义”也被明确扩展为一个“现代性”问题。这些努力表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经验和现实分析对于当下社会仍然是有效的。

　　当然，也有学者不满足于这种局部的现实性，主张“启蒙的概念”在整体上的现实性，并试图反对否定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责难。的确，《启蒙辩证法》的“时代诊断”虽然与第三帝国的经验紧密相关，但并不能说其理论有效性仅限于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其所涉及的是一个宏大得多的主题，甚至可以涵盖整个西方文明史。如果启蒙精神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时代，启蒙的辩证法就应当是现实的。况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露启蒙本身的悖论，并不等于彻底的悲观主义，因为这恰恰是对启蒙本身的启蒙，其目标是一个“肯定的”启蒙概念。所以，在这本著作完成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立即讨论一个新的辩证法计划，主题正是启蒙的拯救。遗憾的是，这最终成了一个未完成的计划。

　　开掘肯定的启蒙概念

　　但是，上述整体性辩护只对杜比尔的论点有效，尚无法真正回应哈贝马斯的批评。哈贝马斯也认为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不过启蒙精神只有在一个新范式下才可能继续，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至多是在旧范式下将启蒙的矛盾暴露到了极致，其前景终究是黯淡的。所以，如果要在整体上坚持启蒙辩证法，要开展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计划中的肯定的启蒙概念，就必须首先在基础哲学的层面应对哈贝马斯的批评。而要在这个层面上取得进展，就必须纠正我们对启蒙辩证法的通常看法。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时代的诊断，一般被理解为韦伯合理性理论的一种运用，而囿于韦伯的理论框架，启蒙的矛盾无法得到内在地克服，而只能诉诸某种价值合理性，最终走向理论范式的转型。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采取的显然不是韦伯的理论框架，而是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进路。按照这一进路，启蒙的自相矛盾并不意味着启蒙的最终失败，我们反而应该从矛盾中得出一个思辨的、肯定的结论。然而，正如古典哲学最后得出的是一对极端的矛盾，即批判的理性（黑格尔）与主体自我持存（叔本华）之间的紧张，《启蒙辩证法》也呈现出一个张力结构：一方面是思辨理性的超越要求，一方面却是理性彻底工具化的悲观前景。

　　然而，这一矛盾并不意味着辩证批判的失败。毋宁说，启蒙辩证法在20世纪让古典时代理性批判的主题保持敞开。其实，自马克思以来，将批判的理性与自我持存统一起来的尝试从未停止。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亨利希学派的自我意识理论，也包含这样的动机。就此可以说，启蒙辩证法占据着与古典哲学精神最为切近的一个连接点，并维持着理性批判问题的未完成性。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将有可能在一种人类学哲学的层面上，为人类的工具活动与自由的潜力的真正统一找到一个合适的主体。这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案。这样，启蒙辩证法的现实性就不仅在于其时代诊断在当下的局部有效性，拯救启蒙的宽泛诉求，而且在于敞开了一种适当的主体理论的可能性，正是这个主体能为启蒙的拯救提供一个“存在上的根据”。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链接

　　德国学者谈《启蒙辩证法》的现实性

　　“《启蒙辩证法》的诊断性预见格外引人注目，并且对今天的读者很有吸引力。这本书提出了四条始终现实的论题。第一点是非常时髦的人类自然关系的批判，今天正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第二点是指出了一种仅仅将自我持存设定为目标的理性的极端片面性，这正是一个被现今法国思想界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讨论的论题；第三点是对现代化模式的反思；第四点是具有高度现实性的‘文化工业’一章，如果您注意到伴随着媒体商业化在内容和物质上的庸俗，那么，这始终具有显著的价值。”

　　——斯特凡·缪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德国社会学家

　　“阿多诺在今天仍然还很现实，尤其是在《启蒙辩证法》的‘文化工业’部分对大众媒体的观察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众传媒的公式化’等概念。”

　　——诺伯特·波尔茨（Norbert Bolz），德国媒体和传播理论学家

　　“同那个时代距离越远，这本书的美学吸引力也就越大。它以一种完美的方式实现了一种可能性，对于思考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的选择，它是一本有无限益处的书。”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德国文学家、作家

　　“这本书中最清楚也最困难的一句话是：‘故乡是逃离。’今天这句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事实，因为在混合和交融的文化中存在着这种任务，即去找到或者去建立故乡，以及找到人们可以在其中生活的共同体。”

　　——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德国后现代美学家

　　“这本书的如下陈述使我茅塞顿开，即启蒙如何被滥用，它是如何变成反人类和冷酷的东西，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等是如何从后门被重新请进来的。”

　　——玛格丽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德国精神分析学家

　　（李菲/编译 谢永康/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