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人类社会紧密相连，在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不断地适应并改变着环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大幅度增加，环境问题愈发凸显，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史为国际学术界日益关注。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史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在8月18—19日于昆明召开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国内外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等进行总结交流和探讨，以期进一步提升环境史研究水平。本报记者就环境史研究现状、前沿动态及发展趋势等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关注生态关系演变历程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不断凸显的环境问题，使得环境史的研究变得十分迫切。有学者表示，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环境史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高潮，快速进入国际历史研究主流。

　　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后，迅速蓬勃发展，本世纪以来更是备受关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表示，欧美环境史研究最初主要是通过相关研究者奉献优秀的实证性研究著作来赢得地位并创立该学科，然后再逐步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阐释，中国环境史研究在译介欧美等地区的研究成果、学科建构和理论阐发等方面都有所努力。因此，国内的环境史研究一开始就有较高的学术起点。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利华认为，一部综合的环境史，至少应当梳理下列维度的历史变化过程：人口民族、物质能量、身体性命、知识思想、地理空间、社会政治等。他主张，环境史研究应从人的生物性出发、以人的生命活动为主线来规划研究课题，进行历史价值判断。假如研究者坚持将“生命关怀”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那么，环境史就回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考察不同时代人类社会与其生存环境间的生态关系。梳理这些生态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既可以了解自然环境的变化史，又能够重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

　　传统文化与环境息息相关

　　不当的发展方式给环境带来沉重压力。在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罗康隆看来，传统文化的流失也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息息相关。他认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生态灾变的救治不尽如人意。研究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将原因归咎于环保投资力度不够、科学技术应用不充分等，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各民族传统文化在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态灾变救治上的特殊价值。任何民族的生态智慧与技能都是在特定的生态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也是从特有的生态系统结构中完善起来的，这些传统智慧与技能一旦丢失，生态系统很可能会灾变。

　　当前我国环境状况日趋恶化，与社会的加速转型紧密相关，而这种转型对西部的生态环境有着更加明显的影响。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徐波表示，不利的自然因素和制度性安排的叠加，刺激了西部地区本已紧张的人地关系，加剧了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工业化环境后果的双向迁移，也影响着西部环境的变迁。这种双向迁移，包括方向相反的两个过程，一是工业污染转嫁，即从现代化先发区域向后发区域迁移；二是绿色生态攫取，即从现代化后发区域向先发区域迁移。

　　恰当引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

　　尽管近年来环境史研究大有“显学”之势，但与其他史地分支相比，依然比较滞后。学者强调，加强中国环境史学科规划建设，大力培养人才队伍，是中国环境史学科获得持续生机和活力的必然要求。

　　余新忠认为，环境史研究不能忽视文化维度。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待加强。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不仅有利于更全面深入考察环境变迁的内在机理，而且也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环境认知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历史性。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所长周琼表示，区域及边疆民族环境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边疆生态变迁、生态威胁及其研究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她提出，边疆在环境史层面上逐渐成为区域、区际及国际生态的重要分界区或过渡区，边疆生态环境的改变与生态系统的崩溃，以及由此导致的系列问题，成为目前全球最严重的环境危机之一，应当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周琼认为，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环境史在研究方法、视野或涵盖的内容、论点等方面，都已超出了传统史学范畴，多学科交叉是环境史研究中被广泛提及的方法，恰当选择、把握及应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是环境史研究中应当重视的研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