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需要一定的条件（下）——李贺诗句“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主要表现为认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两个方面。

　　——主体认识的能动性是通过人对客观外界的感性活动的能动性、理性活动的能动性而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主体认识的能动作用表现为“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这两个能动的飞跃；另一方面，主体认识的能动作用通过感性活动也可以表现出来，如果仅仅强调了理性认识活动的能动作用，而忽视了作为认识初级形式的感性活动的能动性，那么就是片面地认识主体认识的能动性。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歪曲唯物主义反映论，攻击唯物主义认识论主张感性活动的反映特征是消极的机械反映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张人的认识活动从始至终包括感性阶段在内都是一个能动的过程。

　　——主体能动性一方面通过主体的认识活动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方面则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主体实践的能动作用首先表现在人对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利用、改造上，其次表现为人对自身的改造上。主体实践的能动作用，还表现为它是主体认识的源泉、动力和检验标准。

　　主体性问题，说到底是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的关系问题，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能不能离开客体的制约和限制，怎样在客体制约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这就是能不能坚持主观符合客观的唯物主义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

　　讨论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的关系问题，必须反对忽视主体能动性和夸大主体能动性两种倾向，一定要避免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无视客体的制约性，过分夸大主体能动性，搞“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跌到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另一个极端是过分强调客体的制约性，完全排除主体能动性，搞“宿命论”、“机械论”，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的辩证统一，坚决反对主体问题上的两个极端的错误倾向。有人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精神实质，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体性哲学。事实上，马克思绝无抬高主体能动性、贬低客体制约性的意向。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对事物……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并没有肯定只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在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的关系中，客体的制约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客体制约性面前，主体又不是被动的、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能动的，即不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而是积极的、主动的，“能创造或设定对象的”、“能动的”存在物。当然，主体自觉的能动性是在一定的客体制约基础上才得以发挥。

　　怎样才能科学地认识、正确地发挥主体能动性呢？这就需要既坚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反对唯心主义，又坚持辩证的观点，反对把主客体机械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片面性，主张主体能动性与客体制约性的辩证统一。

　　在哲学研究中轻视主体的作用，看不到主体能动性，是机械唯物主义；脱离唯物主义前提，过分夸大主体的作用，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两种倾向不仅会给理论界、学术界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且在实践中也会造成指导思想和指导路线上的偏差，从而给实际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理论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采取“肉体消灭”、“肉体惩处”的办法来搞肃反，忽视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经济建设中重视重工业的发展方针，缺乏民主和法制等错误，恐怕与轻视主体性的哲学倾向不无关系。

　　在哲学指导思想上任意夸大主体能动性，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就会犯主观严重脱离客观的主观主义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盲动主义都是以过分夸大革命的主观条件，轻视革命的客观条件为根本特征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多次出现过一再夸大主观能动性的错误倾向，一度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蒙上阴影。“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什么大批“唯生产力论”，搞什么“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领域革命论”，一度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主观认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然而，过分夸大主观作用的错误却仍时有发生。

　　全部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挥主体能动性，而在于怎样才能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主体能动性是符合客体的客观条件、客观规律的能动性，是建立在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客观条件、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能动性，这种正确的、科学的主体能动性需要大力提倡。不断提高主体素质，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关键。

　　要实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还必须处理好理性的认识与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精神因素的关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在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区别时曾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曾经讲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里讲的精神也不仅是指认识，更是指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革命就不会成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需要这样的精神。可见，影响人的行动的，不仅有思想即人的理性认识活动，还有“激情”即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精神活动，忽视这一部分非理性因素，便无法正确理解复杂的人的活动。

　　在人的精神领域，理性认识与非理性认识是相互影响的。既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平时人们常常批评“感情用事”，认为这样可能会失去理智，干出蠢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不能让感情蒙蔽了理智。然而，我们讲共产党人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有对人民大众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的感情又是非常重要的，不爱人民、不爱祖国的人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讲的就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感情问题。

　　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不仅影响人的认识，对人的行动的影响更加明显。一个人若是没有毅力，终将一事无成。要把一些重大的认识付诸行动，就更是如此。不仅需要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也需要毅力、决心和信心。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701—762年）年少时曾遇到过一个老婆婆在石头上磨铁杵，好奇的李白问老婆婆在干什么，老婆婆说在磨针啊，李白很惊讶，问这么大的铁杵怎么能磨成针呢？老婆婆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个故事深深地教育了少年李白。李白成才，不仅有个人的天分，更有勤奋的学习，勤奋离不开个人的毅力、恒心、决心和信心。

　　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容易，是长期探索的结果。但要在实践中坚持这条路线就更不容易了。邓小平生前曾一再讲到这一点：“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这里用了两个很形象的词“扭住”、“不放松”，就是说要真正把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下来是不容易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承认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一旦出现干扰因素，就有可能偏离这个中心任务。要坚持这个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不仅要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指引，还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1992年，邓小平在离开领导岗位后的南方谈话中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

　　坚持重大战略需要坚强的毅力，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做成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俗话说：“简单的事能坚持到底就不简单”，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