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珍藏着一套《笔记小说大观》。这套书是范文澜在延安时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生前十分珍爱，始终带在身边。30年间，这两位在20世纪政治、学术界非凡的人物，围绕着著史、读书所结成的深厚友谊，堪称20世纪学术史上之佳话。

　　撰写《中国通史简编》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当时的情景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早先，范文澜在天津、北京等多所大学任教，是一位有名的国学专家，后来到开封河南大学，积极从事抗战动员工作，并到达游击区参加了新四军。党中央对这样一位知名教授来到延安很重视，不久便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随后，毛泽东直接向范文澜“交待了一项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约有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为广大干部学习之用。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

　　对范文澜来说，由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他的思想理论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研究领域来说，在此之前，范文澜在大学任教期间，开设的仅是经学、《文心雕龙》、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等课程，尚未有研究中国通史的计划。到延安后，适逢时会地转向中国通史新领域。这一转折，毛泽东和党中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诚然，范文澜通向唯物史观，是有思想基础的。自他1925年在南开大学与师生一起参加反帝大游行以来，在十几年岁月里，他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北平，他因接触革命者和进步学生，谈论共产主义而两次被抓进监狱。到开封后，他组织抗战训练班，编辑《游击战术》一书。该书在河南很快销售了5000册。范文澜由此被误认为“游击专家”。他在中原游击区时，对于当地所能找到的革命理论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日寇飞机在不远处扔炸弹都影响不了他，他已完全沉浸于书中。到了延安，他更是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由于经常与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交谈，获益很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马克思说得好：“人体的解剖对于猴子的解剖是一把钥匙”，真正掌握了当前革命理论的实质，使范文澜分析历史问题时做到左右逢源。对于当前革命理论，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是有深刻体会的，多年以后，他曾明确地说过，要认真学习党的文件，读《人民日报》，这是当前活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他没有长期的、独到的体会，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总结的。在河南大学期间，他曾主编抗战进步刊物《经世》和《风雨》杂志，并写出许多揭露日寇侵略、怒斥投降派，动员人民抗战的文章。

　　当时，范文澜在延安窑洞里油灯下著书，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图书资料也奇缺。范文澜说：“那时连《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到。”

　　然而，《中国通史简编》至1941年5月即撰成，总共不到10个月时间，这株20世纪中国史学的奇葩就绽开了。这除了由于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外，主要还得力于他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以及他来到延安后，根据地干部群众蓬勃向上、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极大地教育、感染了他，延安精神滋养、造就了他，使他的史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精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