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后，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概括说：“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他们的交往长达29年，这过程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以致两人最终形同路人。　　

　　说起两人的交往，很多人都会想到鲁迅在1922年12月3日的《呐喊·自序》中的那段生动叙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文中提到的金心异便是钱玄同先生。那时，钱玄同正为《新青年》“摇旗呐喊”。1917年1月，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由上海带至北平，使它成为北大文科的同人刊物。而此时的钱玄同，已在《新青年》发表了很多战斗性的文章，文学革命是钱玄同和陈独秀所共同努力的目标，而让这个阵营壮大发展，又是他们的愿望和企求。然而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动荡，鲁迅失望了、沉默了，整天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把这当作“惟一的愿望。”

　　这时的钱玄同竭力想说服鲁迅加入到《新青年》的阵容中，他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于是便有了前文中鲁迅的那段叙述，那便是钱玄同前去催稿而发生的一段对话。

　　而说起钱玄同与鲁迅的相识，却不是在国内。那是在1908年，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到章太炎先生处听课，见面机会虽然有了，但却很少说话。那时，鲁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鲁迅为使译文更符合古汉语的训诂，勤向太炎先生请教。这样，“《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训，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钱玄同读了《域外小说集》，认为“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由此，钱玄同对鲁迅产生了深刻印象。

　　钱玄同自日本归国后，先后在浙江、北京任教，他研究文字音韵学，后又赞倡文学革命，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补树书屋里，他们高谈阔论，话题离不开反封建、文学革命以及对时局的忧虑，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新青年》、北京大学里的事情。

　　有一回，钱玄同说：“胡适之从美国回来了，来北大任教，《新青年》的力量更强了。”胡适在留美期间，常和同学讨论中国文学革命问题，并且练习着用活在口头的语言来写白话诗，作白话文。1916年，胡适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寄给了《新青年》杂志，钱玄同很赞赏。

　　钱玄同给周树人讲胡适，讲北大，讲阻遏白话文学发展的“十大妖魔”、“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周树人听着钱玄同眉飞色舞的讲说，觉得“文学革命”的大旗树得很勇敢，很必要。而钱玄同所说的两人交往甚密的阶段便是这个时期了。　　

　　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了一段双簧戏，大骂《新青年》和倡导白话文一反一正两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狠狠打击了封建遗老遗少们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钱玄同的思想很坚定，周树人听他讲文学革命，不觉这成了一种深深的影响。钱玄同是文化革命的勇者，周树人跟这样的人物朝夕相处，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钱玄同一直以来的鼓励、邀约和催促下，周树人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逐渐完成。5月5日，《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四卷5号出版，周树人第一次署名鲁迅。这一期还发表了周树人的第一批新体诗《梦》、《爱之神》和《桃花》。

　　鲁迅后来写出来很多伟大的作品，就是从这开始的。五四风暴过后，钱玄同与鲁迅产生了矛盾，两人的深厚友谊便就此搁置。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交往，指出鲁迅有三长三短。

　　他说鲁迅的三大长处是：“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三点短处是：多疑、轻信和迁怒。

　　钱玄同说他对鲁迅的批评，是基于他与鲁迅交往的事实，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