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恪守行规的夏鼐先生。(资料片)

　　如今,电视上的收藏鉴宝节目越来越多,不少为收藏者辨识真伪的专家也成了明星。在常人看来,考古学者应该是最有资格成为“鉴宝明星”的一群人,但在考古人看来,若是谁真的上了此类节目,便是坏了“行规”。

　　考古学领域是一个常说“不”字的行业,像“考古不是挖宝”“考古不是挖墓”“考古不怕吃苦”等,都是考古人常挂在嘴边上的话。而另外几个“不”字,更是考古人铭记心头、身体力行的行规,那就是:考古人不收藏古物、考古人不买卖古物、考古人不鉴定古物,我称之为考古人的“三不主义”。

　　不藏古、不买卖古物

　　先从考古人不收藏和不买卖古物说起。

　　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的科学考古学传到中国之前,我们国家至少从宋代起,就一直没断过搜集和研究古物的“金石学”传统。很多金石学家自己便是收藏大家,买卖文物也是家常便饭。这样的传统承袭下来,不免给大众打上了一个误解的烙印,那就是考古学家整天与出土文物打交道,个个属于行家里手,断宝识贝,有与生俱来的天然行业优势,家里自然藏品满箱、文物满架。

　　其实，这是把近代才出现的考古学家等同于古代既已有之的“金石学家”,亦即文物学家了,不但混淆了以田野发掘为标志的考古学和以搜集社会流通文物为对象的文物学之间的区别,也把考古发掘品和文物传世品一锅煮了,还不晓得依照法律法规,前者只能公藏,不能私藏,更不能流入市场买卖。

　　说到考古发掘品不能私藏和买卖的国法和行规,是上世纪20年代西方考古学进入中国后,逐渐得以贯彻和施行起来的。当时,以田野发掘为职业的考古学家,开始建立行业规范和自律章程。领头人是用科学方法在中国最先考古、人称“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

　　他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彼时,发掘殷墟的工作刚开始不久,他便与考古组的同仁约法三章:凡是作田野考古的就都不藏不卖古物。这是因为考古学家是主持发掘的,谁知道你收藏和出卖的文物是从地摊上收购的,还是挖出来私自收进腰包中去的呢?所以考古学家应该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李济一生亲手发掘和经手保管的文物无数,可他始终遵循自己当年订立的规矩。

　　李济等考古前辈定下的传统,在中国考古界一直被传承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文物局非常重视职业道德建设。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一再强调,文物工作者不得收藏、买卖文物。郑振铎先生率先将自己此前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

　　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和掌门人之一夏鼐先生也严守这一准则。身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他,生前参加和主持过的考古工作难以胜数,像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彩绘帛画、万历皇帝的金丝皇冠等珍宝均经他之手才得以呈现于世人面前,可他却从不收藏古董。在上世纪80年代,有记者到他家中采访,没有看到一件古物,甚至连一枚古币、一件古瓷、一只古鼎之类的小摆设也没有。

　　文物鉴定：有所为有所不为

　　说完了考古人不藏古和不鬻古,再说说考古人能不能做文物鉴定。

　　首先,那要看是什么性质的文物鉴定。像行业内部的专业行为,譬如为馆藏的文物定级,为发掘出来的遗存定性等,都是再正当不过的行业行为。像参加单位组织的公益性民间藏宝鉴定,为博物馆出境、出省的文物交流展览拣选文物,也都没有越过职业操守的底线,不会产生异议。这些都是行规所允许的。

　　怕就怕身为国家公职单位的考古人,以个人身份半明半暗地掺和民间收藏的鉴宝,甚至还收费拿回扣。譬如鉴定朋友的家藏了,为哪个拍卖行当顾问了,再譬如上广播、电视为鉴宝栏目当鉴定家了等,就有点超越行规底线了。其实,何止考古人,扩而广之到整个文博界的从业者,对于此类民间鉴定,原则上也是能不做就尽量不做为好。

　　不做为好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为防止有人借用考古所或其他有学术度、公信力的公家牌子,拉大旗作虎皮,蒙骗不明真相、不懂行规的人。所以,我很少见到那些电视台鉴宝节目里,有身为公职人员的在职考古专家去做鉴定的,这说明,考古人都尽力遵守着这个行规,不越矩。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