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的反思，以澄清近代精神和科学的起源，即澄清原初动机和思想运动。为此，特别需要反思新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精确自然科学）的原初意义，并将“原初的直观”和“生活世界”置于首位。而这恰恰是经由欧洲科学危机所激发出来的先验现象学的深层动因。

　　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近代力学之父的伽利略据说1590年在比萨斜塔进行过著名的重物自由下落实验。图为意大利比萨斜塔。资料图片

　　柯瓦雷在《伽利略》一书中揭示出：在近代探究自然的过程中，伽利略通过将物理学数学化或者通过对自然的数学构想，促进了西方近代自然观的柏拉图主义回归。就数学的本质和作用这一基础性问题而言，柏拉图主义者强调数学在物理学研究和关于实在的构造中具有较高价值，而伽利略代表了近代物理学中的数学构造趋势。

　　希尔贝克强调，对伽利略而言，为新物理学而战就是为新本体论而战。在各种关于自然的经验或实验的研究中，伽利略追问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数学的作用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自然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展现在我们眼前打开的一本大书，我们只有使用这种数学语言才能读懂它，自然的真理存在于数学的事实中，自然中真实和可理解的是那些可测量和可定量的东西。如此，宇宙就成为一种被均质化的几何空间，这涉及一种均质性空间基础上对自然的数学化构想。

　　数理自然科学研究的乃是可感自然“之下”的几何学均质化、量化的自然，它乃是一个理性化的“理念世界”，它抛弃了感性自然的可感性质和感性杂多，追寻感性事物和自然现象背后那种本质、纯粹的“形式”，数学理性乃是我们把握自然本质的唯一有效工具，它指导着我们对自然的经验、实验性考察。

　　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两门新科学》为我们讲述了一段重新发现自然所使用的（数学）语言的历史，揭示了向自然提问所应该采取的方式。自然的本质是数，亚里士多德曾以“性质不可能被数学化”和“从数学中不能推导出运动”为由，反对将自然数学化的企图。但伽利略却以运动服从于一个数学—力学定律来回答运动的难题，并建立了空间、时间从而是世界自身同数学定律的内在关联，从而重新开启了近代科学研究中“自然的数学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