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降，大量西方的传播理论被不断引入研究领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激活了学界的思维。但传播学界在热心“拿来”，并不断做译介、阐释和搬用的同时，却很少顾及这些传播理论的适用性，及其置身的文化语境和“繁殖”的有限性。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的传播研究当然要跨越民族界限，防止在文化孤立的状况中寻找价值共识，但我们也要注意，西方传播理论往往由于其地理距离的远隔、历史事实的生疏和切身感受的隔膜，使得这个“他者”虽显得诱人，但因为对它们前提性认识的欠缺，容易造成各种误读。基于此，有些学者意识到，“传播理论”如果脱离其特定的话语情景，以及它置身的自然科学、哲学、历史等特定的文化背景，便只是一种故作高深的“学问”，而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对西方传播研究的亦步亦趋，可能拱手让出的是民族的知识话语权。一些学者疾呼，传播学不能只依赖于西方人总结出的原理和方法，中国的学者要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就必须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伴随这一强力呼声，“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等提法，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

　　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一个最有效、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以及中国本土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传播艺术和现实中的各种传播现象，并从中总结出具有本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从方法上讲，就要注重各种文化现象考察与实地调查，并从传播专业角度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例如，对于贵州屯堡现象，传播学者就可以从“环境”对文化传播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当年，为镇守西南、抗击异族之需，朱元璋派遣江南子弟兵驻扎云贵一带。这些子弟兵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他们不与当地土著通婚，不讲当地的语言，不穿戴当地的服饰，成为一个相对隔绝的部落。以至于今天他们的后裔仍穿着明代的衣装，说着当时江南人的语言。这提示我们，一种文化要保持活力、获得发展，就必须与异质文化交往、沟通和融合，并且在碰撞中形成一种自我更新机制。

　　传播学不只是理论和知识，它更是关乎现实的学问。传播学研究应从“调查”、“案例”开始，而不是带着先验预设和现成理论，“掉书袋”似地去印证。同时，中国的传播学者还需积极从本土文化（包括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发掘传播理论和知识，并加以整理、总结和“输出”，与西方传播话语作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这里有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本土文化中的传播资源是相当丰厚的，也有它自身的独特形式和鲜明特点。它的“个性”，是由我国社会固有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的。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不能忽视各种传播现象的原生环境，并有责任阐释和分析我国的传播是如何获得“民族性”的，以及它不同于西方传播的形式和特点。

　　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曾深情地说：“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的人，看见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传授、传播）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工艺知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情。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一个外国传播学者对中国文化、“传”的学问如此倾心，实在令我们感动，也令我们反思：我国传播学者确实不该忽视甚至“悬置”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以及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而只顾对本国的传播学“妄自菲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12AZD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