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0多年的法治建设，法律已然成为塑造我们生活的基本维度之一，以至于我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和法律息息相关。可以说，法律、法治关乎着每个人的幸福与不幸。也因此，关于法律、法治的理论和学说变得同样重要，因为理论和学说既关系到我们将培养出何种法律人，还影响着法律实践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学被讥讽为“幼稚”的学科，因为它既没有中国自己的学说传统，对西方法学的了解也一鳞半爪，更不具备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解释力。现在，中国的法学有了很大改观。一方面，以法律适用为目标，针对生效成文法的解释、分类和系统化的学说、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另一方面，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法律问题的“社科法学”在最近十年有了长足发展。以法律的规范性为核心的理论的发展，为培养准确适用法律的人才提供了条件。而社科法学的壮大，则使得中国的法学研究、学说和理论呈现出多元化格局，这意味着对法律、法治的解读具有了不同的角度和可能。

　　遗憾的是，无论中外，社科法学常常遭遇致力于在法律内部建构自足体系的理论家的反对。对此，本文旨在阐明两个问题：第一，社科法学反对什么；第二，社科法学能为中国做什么。

　　社科法学反对什么

　　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社科法学从来没有反对过对法律文本的注释性解读，也不反对致力于完善法律体系内部逻辑关系的努力。说到底，社科法学不曾反对过对法律展开规范性的研究。相反，大部分社科法学的研究者承认关于法律的规范性理论和学说对于常规化的法律适用和案件审判以及法律实践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只有关于法律的规范性理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因为学说的单一性而有害。

　　虽然社科法学本身就像社会科学一样多元化，但是，在反对什么的问题上，大多数研究者在两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相似的立场和态度：

　　第一，反对“法条主义”的法律观。

　　台湾学者王晓丹在批评台湾法学界时把“法条主义”的法律观概括为：“认为法律制度由一整套形式化、意义明确的法规条文组成，而所谓的法律运作即是依据法律条文，对确定无疑的法律事实做出解释与适用，而不考虑其他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实质正义原则，同时排除一切宗教礼仪、文化和情感的因素。”

　　在这种法律观的笼罩下，长期以来，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核心被理解为技术和思维，甚至被狭隘地认为仅仅是技术和思维。技术是以法律文本为中心的法律条文解释、法律推理之类的法律适用技术。法律思维也被局限地理解为在法律框架内以法律技术为基础的一种技术性思维或者简单地把某些法律原则奉为圭臬。

　　这种法律观及其主导的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和危害在于，把承载着治理等重要社会意义的法律想象成了一种完全自恰、自足和封闭的规则体系，把法律实践简化为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和适用，把法律本身存在的前提性错误和法律实践的社会后果等重要问题排除在法学的研究之外。

　　第二，反对法学研究在智识上的孤立。

　　占据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主导地位的法律的规范性学说常常把法律作为一种可以借助于自身内在分类来分析、理解的学说和专业活动，而无须参考它所存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这种观念导致部分法学家过分自信，自认为对法律的理解足够全面深刻，以至于竭力抵制来自法律规范性理论之外的不同的、抑或相反的关于法律和法治的观点。法学研究智识上孤立的现象与“法条主义”的法律观一脉相承并相互强化。

　　纷繁的生活世界并不会因为法律人闭上眼睛而变得简单。事实是，法律系统虽有一定的自我创造、自我复制能力，但它从来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它一直栖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法律实践说到底是一种社会实践，是参与到法律事件中的各种角色的行动。因此，法律实践以及关于法律规范性的技艺运用都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不去理解政治、社会的法学将因其智识上的孤立而在事实上无法理解法律本身，并因此无法面对和处理疑难案件、重大争议和社会变迁引发的一系列议题。

　　智识上的孤立会导致法律人在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缺乏真知灼见，这显然与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符，也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学家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