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采访某高校教务处长，发现一件怪事：其办公室的醒目位置安有一个摄像头，问起用途，令人吃惊。

　　时下正是大学的毕业季。高校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拿不到学位，原因是成绩不佳、挂科过多，或是考试作弊、触犯校规等等。教务处是校方审核学士学位资格的最后一道关卡。据这位处长介绍，每到此时，登门的不速之客太多，涉事学生本人来软磨硬泡，家长也托着各种关系，希望学校高抬贵手。甚至还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为了孩子学业的问题，进门就把自己的证件拍到桌子上，令人啼笑皆非。

　　这位教务处长苦笑：“我现在风险非常大。”在办公室安装摄像头，是他无奈之下采取的防护之举。学生或家长们进门后，双方交流之前，他会打开摄像头和录音设备。万一有人想给他塞点儿“土特产”或是撒泼闹事，他可以提醒对方——打住，我这儿有摄像头，人家24小时监控着我呢。

　　受访的教务处长很是委屈。他不敢给说情者开先例，只要开一个口子，学府的尊严就会一败涂地。而为了守住底线，他顶住了很多压力，得罪了不少人。

　　这位教务处长的遭遇并非个案，很多高校都面临类似的问题。违纪或学业报警的学生，之所以再三到教务处求情，是由于缺乏基本的规则意识，抱着侥幸心理，认定是教务处而不是自己的不良表现“卡”住了自己。那些带着“土特产”或恐吓或找各种关系的家长们，即使姿态做得再谦卑，“一切为了孩子”的苦心再令人同情，骨子里也没把校规放在眼里。

　　有一次全国两会上，几位大学校长聊起此类现象，大倒苦水。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自称 “被起诉的明星”——学生因个人原因自杀，或考试舞弊被开除，家属会来闹事。出事后，学校按照规定第一时间向上级领导汇报，而上级有时就一句话，要求息事宁人——你们要注意稳定，处理好啊。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也“年年当被告”。他举了一个例子：该校拒绝向一名作弊的学生授予学位，被告到法院，几经周折。要想避免麻烦，学校可以直接发个学位，可从长远来看，这将深刻地伤及道德和学风。

　　高等学府里的风气连着社会的风向。医院里的“医闹”，学校里的“校闹”，本质都是社会病症的变种。世风不改，很难要求高校独善其身。一位高校教务处长的摄像头的取景框终究是有限的，只能“守”住那几平方米的办公室而已。它只是社会防线上一个小而脆弱的单元。这个小小的摄像头照到和照不到的种种社会图景，才是真正令人深思和忧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