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姓吴，大名小维。

　　我家乡的小镇叫新河镇，镇上的中学叫新河中学，我在新河中学上了初中和高中。新河中学颇有些历史，有一点便与众不同——延续传统，所有老师无论男女，一律被学生们称呼为先生，老师们之间也一律如此相互称呼。

　　刚上初一，我马上注意到吴先生了，虽然我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他教几年级哪门课。

　　我们整个年级在一座旧三合院，东西厢房是教室，正房两层楼，底楼教室，中间堂屋里看得见一架楼梯通往二楼的教师宿舍。吴先生的宿舍，刚好在堂屋楼上，我经常看到他上楼去或下楼来，或是在宿舍窗口看见他的身影。我注意到他，主要因为他在那么多老师中间是特别的——穿着朴素，举止斯文儒雅，我没有机会听到他说话，好像也从未看到他有过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即便是他经过我身旁，也总是步履舒缓，走得悄无声息，而且我发现，他眼镜片后面的目光，永远是那么平静柔和。

　　我上初二时，教室换到了校园最前面那幢教学楼，与三合院隔着一幢楼，从此我很少能够看见他。可某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班主任说有位姓吴的先生要率领学生去采访我父亲，我出去一看，大感意外——这位“吴先生”正是住在三合院堂屋楼上的那位先生！

　　那会儿我还是爱害羞的少年，惊讶于吴先生怎么知道我父亲的事迹，又是怎么打听到我的，却根本没胆量向他询问。记得吴先生预定了下周采访的时间，让我周末回家时征得父亲同意，回来再把结果告诉班主任。然后，吴先生与我三言两语谈妥，便走了。

　　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午后，吴先生率领二三十个高中生，由我带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任课老师都教两个班，他应该是在自己任教的两个班选出那么多学生的吧。

　　天气比较热，至少是初夏了。学校离我家五里地，需要步行一堂课时间。太阳当空，学生们有打伞的，有戴凉帽的。吴先生撑一把笨重的大黑伞，可我既没伞也没凉帽，于是一路上吴先生傍着我，与我合撑那把伞；我说自己不用撑伞，但吴先生不许，他说要不然会中暑。

　　如今想来，那样的天气，他那样替我打着伞行走，是走得特别累的。至今我还清楚记得一个细节——走到半途，吴先生停下脚步，转身等候落下好远的学生们，那一刻，我发现他额上全是密集的汗珠，他喘着粗气，掏出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擦拭了一遍额头。

　　奇怪的是，对于接下来的事儿，我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细想起来，应该是那时候我特害羞，一到家，把吴先生和他的学生们交给父亲，便去躲起来了吧！总之我完成任务了，吴先生带领学生们，如愿采访到了当年本土知名养鹅专业户、曾经著书立说并赴北京参加中国科协代表大会的我父亲。

　　转眼几年过去，到了高三年级。那年九月份，开学第一节语文课，让人意外的是，走进教室的不是教了我们两个学年的陈先生，而是吴先生！

　　陈先生当初是从另一个小镇中学调来的，据说教学水平相当了得，但两个学年下来，我和同学们都没能体会到他的教学水平，倒是他蹩脚的普通话，让我们怨声载道。吴先生呢，同学们一开始便对他充满好感，因为他和蔼，说一口标准、流利、动听的普通话。那个时候，对于吴先生前来任教，最感到兴奋的，绝对是我了。

　　我在吴先生那里的第一篇作文便得到了高分——八十五分。作文超过八十分，这是我从来不敢痴心妄想的。我特意偷窥了前桌某男同学的作文本，又偷窥了隔壁桌某女同学的作文本，他们的得分居然跟我一模一样！但他俩是谁呀？他俩不仅是班里作文写得最好的，平常还创作诗歌、散文、小说，是校文学社社员，在全校都有知名度，还去外地参加过文学夏令营呢！

　　作文从来是我的心病。整个小学阶段，曾经不止一次遭到笑话——我写《我的老师》，由于虚构，把老师写得面目全非，放学后被老师留下反复重写；在几所学校联合举办的作文竞赛上，我居然不知道怎么去写《一件小事》，把它写“飞”了。当然我始终认为虚构并没有错，只是当时我太蒙昧，竟不知道所谓“一件小事”到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