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6年度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评估报告》（简称“报告”）于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北京市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10.88本，较上一年度增加了1.39本，是全国最爱读书的地区之一。

　　如果把这种情况解读为全国的现状，至少可以换成国人原来也读书的帽子。多篇网上传播甚广的文章曾称，现在很多人是不太喜欢读书的，平均每年每人读的书，与俄罗斯的55本、美国的21本、日本的17本和韩国的7本相比，少得可怜，原因或许是，很多人富得不需要读书了。

　　现在，北京人年平均读书10.88本，可能是对“国人不爱读书”结论的有力反驳，不过这一结果也不能说现在我们就爱读书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还是属于读书少的民族。当然，这只是对读纸质书的统计。如果把另一项统计结合起来，国人读书即便说不上喜欢，但也应该是不讨厌。

　　报告称，北京人数字阅读率为83.57%，同比增长5.39%；纸质阅读率为79.72%，同比下降1.98%，北京人数字阅读率首次超过纸质阅读率。这也意味着，把数字阅读算上的话，至少北京人的人均年阅读量是近二十余本。简单计算是这样的：那种每天在手机上要阅读10篇“深度好文”的人，至少一个月就有可能读7.5至15本书。一篇深度好文平均5千字，一天近5万字，一个月近150万字。以一本书10至20万字计，大概可得出这个阅读量。

　　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读书，或读书有什么用。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读书是不能用功利来衡量的，就像没法回答为什么要登山一样，如果非要回答，就是山在那里。

　　然而，否认读书的功利性其实就是否认了读书的吸引力，而且也是造成国人不爱读书的原因之一。让人读书或鼓励人读书当然要谈功利，读书有什么用处？就个人来说，读书无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能提升人，要么让人过上好日子，要么让人在精神和情感上获得满足。

　　就民族而言，读书是提升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渠道，也是民富国强的不二法门。如果不能从这些方面吸引人读书，那就要么说明出版的书不值得读，要么说明人们读书后并没有把书本知识和信息转化为物质与精神的强大力量，也就不能提升自己和改变个人与民族的命运，当然不能吸引人读书。

　　就吸引个人读书来看，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小文作了生动回答。他在美国留学时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他是第一次在图书馆里看到有那么多的小说和其他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借多少都不限制，于是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书，一次借一袋。李小文当时最喜欢读金庸，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时间就看小说，这可能是不少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这也意味着，李小文读得最多的是对其专业的“无用之书”，吸引他读书的理由是有趣。这也与今天北京人最爱读文学类的书（比率最高，占46.16%）的动机相似，并且文学小说类图书最受各年龄段人群喜爱，也多因为有趣。

　　就吸引整个民族来读书而言，没有哪一个民族出犹太人之右。他们一个重要的习俗是，孩子出生后，母亲会翻开《圣经》，滴上一点蜂蜜，让孩子去舔书上的蜂蜜，通过这一舔，让孩子对书产生甜美的第一印象。这其实是一个很功利性的吸引人读书的做法，可能比我们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和书中自有颜如玉有效得多。

　　面对不少人的不爱读书，首先不应当指责为何他们不爱读书，而是要思考，要用什么来吸引人读书，读书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和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