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并不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新锐作家。她的文学之旅启程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曾以《一个叫素月的女人》等小说引起过读者关注，那些其实并非中规中矩的作品，却很容易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潮头所淹没。尹学芸的小说之根，一直深植于远离繁华都市的蓟州乡村，而她也从未间断对岁月乡土的款款回望和娓娓诉说。200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推出她的随笔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读者可以从这部书触摸到尹学芸的一个滚烫心结，并相信她会以自己熟悉的小说方式和锦绣文字，继续打捞渐行渐远的乡村往事。尽管此后她似乎陷入了一段“沉寂”阶段，我却宁愿将其理解为尹学芸小说写作的蛰伏期。

　　最近两三年，尹学芸果然显示出了厚积薄发的实力，以炫目的时速进入了一个小说写作的快车道，连续在《收获》《当代》《小说月报·原创版》《上海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不仅产量激增，且表现领域也极具跨越性，视野由乡村扩展到城市,更多时候是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从容挥洒，诸如底层疾苦、官场生态与知识分子纷争等复杂社会景观尽在笔下。岁月发酵了尹学芸秘藏久远的往事记忆，使她最终找到了个性化的小说叙事之魂。

　　被多家选刊转载的《士别十年》，其实并非新作，而是尹学芸搁置电脑长达十年的几乎就被遗忘了的未完成旧稿。十年后惊艳亮相，十年岁月对于世道人心有着怎样难以理喻的影响力，小说通过郭缨子、苏了群的变化，做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回答。十年前的郭缨子充满朝气，热衷诗歌，思想单纯，“看事物总是一厢情愿，见不得任何形式主义，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由于单位一把手季主任的一再骚扰，致使她精神抑郁，一度还有过自杀念头，终于调离而去。十年后的郭缨子已在新的部门任办公室主任，不仅学会了察言观色左右逢源，而且从过去的滴酒不沾变成酒量过人，场面周旋的本事更是脱胎换骨判若两人，按官场的标准就是“成熟”了。苏了群的变化更是令人瞠目，这位当年常以杂文针砭时弊的民俗研究所副主任，十年后不再是精神节操的坚守者，甚至可用“无耻”来形容，年轻女下属陈丹果之死就与苏了群有直接关系。陈丹果坠楼前曾给并不熟悉的郭缨子打过一个长达五十分钟的电话，郭缨子意识到热爱诗歌、心地单纯的陈丹果，简直就是十年前自己的化身，苏了群则完全就是十年前季主任的复制,良知遂悄然复苏，开始反思自己何以“就像软体动物，没有骨骼和筋脉”，“她对自己说，他杀，肯定是他杀，你们都是杀人凶手……我也是杀害她的凶手，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当权力、利益成为人人不择手段的追逐目标，价值扭曲和精神溃败也就成了必然。

　　《玲珑塔》围绕古墓被盗展开了一幕乱如麻团、扑朔迷离的悬疑剧。小说中有三个主要人物朱小嬛、谢福吉、周刚，其复杂性皆难以一言道尽。身为官员的谢福吉最为讳莫如深，他暗中觊觎朱小嬛的肉体还在其次，最阴暗的是他一直对玲珑塔地宫文物图谋不轨，先是设局“借”来内附玲珑塔地宫详尽手绘图的“地方志”，接着按图索骥又将地宫里的文物悉数盗出获利，而在人们的日常印象中，此人却是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朱小嬛的婚恋生活破碎不堪，始终在为自己的迷途找出路，好容易找到了看上去可以依托终身的周刚，却好景不长再次成为弃妇，离婚后还怀上了据周刚说是谢福吉的私生子，不免可悲可怜复可恨；周刚则是绅士为表而魔鬼为里的人渣，先是隐去自己曾有过婚姻的真相娶了朱小嬛，当仕途受到威胁，又花言巧语抛弃朱小嬛，后又娶了一位部队首长的女儿为妻，貌似伟岸高大，其实极端自私。这几个人物，很难用好人坏人的二元论标准评判，他们的存在、变数和命运结局，都源于岁月之手的异化和捉弄。

　　难道世俗的成功一定要以人性沦丧和岁月异化为代价吗？这正是尹学芸小说孜孜探究的奥秘和疑点。《李海叔叔》通过“王云丫”的视角，讲述了过往岁月中令人唏嘘的点点滴滴，与我们曾亲历熟悉的岁月细节又是如此贴近。“我”的父亲和李海叔叔在那个贫困年代结拜成兄弟，又因苦难日子而造成了两家人的困惑、隔膜、冷漠和误解，这一切通过小说的叙述在读者内心层层积累，黏稠得难以化解。李海叔叔在和“我”家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每年都是两手空空来到同样贫困的罕村王家，离开时却要装满各种粮食和果品，而从无愧疚。何以至此？原来李海叔叔的家乡苦梨峪偏僻、贫瘠，且孩子多负担重，直到“文革”结束包产到户后，一家人仍一贫如洗，这是李海叔叔的难言之隐，也是他的一段充满精神屈辱的生存史。几十年后，老一代皆已离世，后人并非刻意的再度重逢本应搬演喜剧台本，却因李婶再嫁、子女反对而使两家关系再度陷入尴尬僵局。岁月的裂变凝结成《李海叔叔》的厚重底蕴，与其作品中的撕裂感互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