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读到陈炎先生《如何理解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光明日报》2014年5月5日，以下简称《三种“儿童”》）一文，对作者关于几种“文化基因”的精辟概括以及各文化之间交往应秉持科学态度的论述，感触颇深。但对文中涉及三种“儿童”的论述，有几点不同看法。

　　“治水社会”理论的解释力不宜高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在对这三种“儿童”的理解中，“早熟”的儿童应指（或至少包括）过早创立奴隶制国家政权的中国。但该文在寻找政权产生的原因时，将治水工程需要大规模组织协同才能完成列为主要因素，却有不妥。

　　笔者认为，作为对前资本主义东方社会经济基础一般特征的概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才是考察东方文明发端、发展的社会基础。其中，长期存在的土地公有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以氏族血缘为基础构成共同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正是这些基本特点的作用，才为专制极权在东方的确立奠定基础并使其长期延续。马克思所谓“早熟”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不仅适用于古代中国，也同样适用于古代印度，甚至还适用于包括古代埃及在内的广大西亚北非地区。

　　诚然，人类早期的水患治理需要大规模协同组织，这也成为东方社会早期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根本因素。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夸大治水工程的作用，提出“治水社会”理论并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已受到学界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