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三杰”说形成缘由及过程，已成为中外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桩公案。近年来吴宓日记、自编年谱等资料的出版，使相关研究得以推进，而陈寅恪和汤用彤哈佛档案、留学手稿等史料的发掘整理，使我们可以在更为深远辽阔的视野里探究“哈佛三杰”说的来龙去脉。

　　时空之因缘际会

　　关于“哈佛三杰”之说的缘起，学界一般认为当时在哈佛中国留学生中流传着这一说法。此说以孙尚扬教授《汤用彤年谱简编》为代表：“（1919年）暑假期间与吴宓同留哈佛校园，进暑校。此顷，公与陈寅恪、吴宓被誉为‘哈佛三杰’。”周一良先生对该说颇为关注，特地请教汤一介先生。汤先生答复：“这一条是根据李赋宁先生在纪念吴宓先生一次会上所讲。”李赋宁还撰文《我与北大人》述及此说。他作为吴宓的得意门生，言必有据。

　　此外，“哈佛三杰”还有两说，分别是：梅光迪、吴宓、汤用彤；俞大维、陈寅恪、汤用彤，这在后世学人著述中时有体现。大概当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同时流传着三种说法，但后来由于第一种最合事实，而被历史所选择。根据“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道理，如果我们厘清梅光迪、俞大维、吴宓、陈寅恪、汤用彤在哈佛大学的时间，及其思想的内在联系，自可明了个中缘由。

　　他们五人早年同为哈佛大学最杰出的中国留学生，除俞大维后因转入军政界而“出局”外，其余皆成为学衡派中坚。他们在哈佛共处对于梅光迪来说仅1919年的三个月，而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则同窗三年（1919—1921年）。因此，“三杰”以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三人并称最合情理，诚为实至名归。

　　当时留学生虽众，但像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一样勤勉刻苦、一心为学者则凤毛麟角。他们节衣缩食之余，专用于购书。1919年12月29日，《吴宓日记》载：“留美同人，大多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皆各有所专注。”1920年1月30日，《吴宓日记》载：“（陈寅恪、汤用彤）均见实学，又极用功。夫今日已为中国学生中之麟凤，其将来之造诣，定可预知。”《吴宓日记》还把他与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等人在1920年8月17日的相聚，视为“七星聚会”。

　　此间三人的特立独行，也引起一些同学的误解和妒忌。1920年12月4日，《吴宓日记》载：“（工学院）中国学生，于宓等习文学、哲学者，背后谈论，讥评辱骂，无所不至。至谓陈寅恪、汤锡予两君及宓三人，不久必死云云。盖谓宓等身弱，又多读书而不外出游乐也。”由此透露出，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在哈佛并列“三杰”的事实，也可从反面证明三人之卓绝。

　　陈寅恪、汤用彤与吴宓在哈佛分别主攻比较语言学、哲学和文学，虽学业悬殊，却志趣相投，初识就引为知己，相交莫逆。又因三人成绩优异，学问超群，名噪校园，故而被誉为“哈佛三杰”。自此，他们便在学术上切磋共进，结下贯穿一生的深厚友情，演绎了一系列激励后学的文坛佳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三座巍峨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