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书在暨南大学发布，该书作者、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深耕已久，译者、厦门大学教授李明欢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孔飞力出人意料地从业已驾轻就熟的清史领域转而致力于海外华人史研究，此举一时引起许多中国同行的惊诧。”这种惊诧一方面来自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也来自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视野。

　　而实际上，国际上华侨华人的相关研究早已成为海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袁丁认为，在海外中国研究中，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华侨华人在其中的“桥梁”作用受到相当的关注。那么，华侨华人研究将迎来怎样的契机与挑战？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华侨华人作用引关注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胡正荣表示，华侨华人是“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重要基础之一。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张小欣提到，国侨办数据显示，目前海外华侨华人已超过6000万人，分布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另外，还有3000多万归侨侨眷生活在中国各地。有较大影响力的各类华侨华人社团逾2.5万个，全球华文学校近2万所，数百万学生在校接受华文教育，海外华文学校教师达数十万。华文学校在海外教授语言，同时也在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海外华商的总体经营规模在4万亿美元左右；侨捐金额超过900亿元人民币。侨商也长期致力于所在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往来。华侨华人已经成为国外民众观察中国的窗口，在“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中具有推动者、参与者的多重角色，可以作为中外沟通的桥梁和民间使者，为“一带一路”建设落地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因此，“侨情”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十分重要。

■由华侨捐建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鹭洲村时煖昆仲楼   本报记者  武勇/摄

　　加强海外资料收集整理

　　在海外生活的华侨华人群体中，广东籍华侨华人有3000多万，分布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广东地区的学者很早就关注并开展华侨华人的相关研究。全国最早的华侨华人研究会和华侨历史研究会都在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也是广东地区研究梯队完善、功底深厚的传统优势学科之一。2012年开始，广东省政府启动编著《广东华侨史》项目，华侨华人研究得到广东省政府资助。作为《广东华侨史》项目副主编之一的袁丁说，自从2012年《广东华侨史》项目启动后，研究团队着手对华侨华人相关资料进行摸底收集，走访重要侨团拜访侨领，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并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材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超出想象。

　　“2013年，侨批成为世界记忆遗产之后，我们先后又在汕头、江门等地发现大量的侨批资料，其体量远比申报时候要多得多。”袁丁说，“在海外寻访史料过程中，又有大量的材料被发现。比如，我记得在南美收集资料时，当地侨领打开了尘封许久的保险柜，其中有孙中山先生的签名照、抗日战争时期的捐款单，这样的发现既让我们兴奋，也让我们惊讶，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华侨华人与中国本土有这样密切的联系。”

　　袁丁认为，也正是大量的资料支撑了华侨华人史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入甚至实现理论突破。因为这些资料不仅是历史的，也有现当代的，在海外看到的资料常常是延续至今，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以及现当代的华侨华人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成果、资料的出版，袁丁提到，目前“广东华侨史文库”已经出版18部专著，收集到的文献、口述、音像资料也会根据整理情况陆续出版。但是，当前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料整理人员的不足。“资料整理需要一定数量有知识的人去做，但当下专业人士缺乏，整理工作进展并不快。”袁丁说。

■在顺德地区发现的华侨捐款碑刻，华侨来自掘地孖埠（危地马拉）、布汪埠等地。

                                                     本报记者  武勇/摄

　　丰富理解华侨华人角度

　　自20世纪初起，国内外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华侨华人的重要作用。弗里德曼的《新加坡华人家庭和婚姻》《中国东南宗族组织》《中国宗族和社会：福建和广东》等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思考，包括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等问题，特别是他们在特定区域社会中的状况。包括施坚雅在内的学者，均在实际研究中不断提出新的理论。

　　改革开放后，国内华侨华人研究从历史学科范畴重新起步，张小欣提到，中国学者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目前国内华侨华人研究包括广东的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五邑大学，福建的华侨大学等机构在侨批、侨汇等研究资料收集、基础研究以及侨乡社会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2013年，由广东省档案局和福建省档案局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其中来自广东的侨批占到绝大多数。在华侨华人的在地化研究方面，海外尤其是欧美学者则走在中国学者前面。

　　“但近几年来，随着国内科研经费的支持和一批有相当外语水准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走出国门，到东南亚、欧洲甚至美国的华人社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张小欣说。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黎相宜即是其中之一。2011年，黎相宜赴美国华人社区做田野调查，她的两位导师之一的周敏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长期关注国际移民社会学、少数族裔等领域。黎相宜告诉记者，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关注海外华人社会，比如北美、欧洲、东南亚三地的华人社区形态不尽相同。美国学者主要从美国华裔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既有历史学的研究，也有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王赓武、周敏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刘宏教授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黎相宜还提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比如，厦门大学的李明欢、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范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段颖都有相当不错的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华侨华人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受到重视，华侨华人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黎相宜说，“当下，我们可以更多地从跨国角度理解华侨华人，华侨华人维持了两边的关系，甚至拥有多重身份。他们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调适个体生存策略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而对于广东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麦思杰来说，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而研究近现代岭南历史、社会更不能绕过华侨华人这一角色。他表示，过去的华侨华人与其乡土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联系孔道。这种孔道是流动性的、跨越边界的，甚至形成了某种错综复杂的制度、社会的权力网络。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建立一套解释逻辑，“我们的历史研究要真正走出以国家或团体为主体的历史，转到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解释历史的逻辑。”麦思杰说。

　　袁丁则提出，应注重华侨华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交叉关系。他认为，当前华侨华人研究仍需进一步对侨乡的田野资料进行挖掘，同时对海外资料也需要加快摸底收集，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华人社团的流动网络正在发生变化，华侨华人社区也在演变，使得资料逐渐流失。只有立足于海内外实地田野调查与原始文献资料的收集，才能够对海外华人移民历史、社会及侨情现状有更为准确、深入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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