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冯友兰学术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5年11月5--6日，“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冯友兰学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次大会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冯友兰研究会、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哲学学会、南阳市政府、南阳师范学院、南阳理工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冯友兰先生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冯友兰家乡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的代表，以及来自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台湾地区、美国、韩国等地的专家学者一百多人参加了大会。

　　在开幕式和主题报告会上，著名学者、冯友兰研究会会长朱伯昆(北京大学)先生在大会开幕词中高度赞扬了冯友兰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冯先生穷毕生之力，把西方哲学引进到中国，将中国哲学传播到西方，对中西文化和学术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陈江风(南阳师范学院)指出，冯友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学家，而且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奠基入。蒙培元(中国社会

　　科学院)从求真与求好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传统的超越与综合，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学者欧迪安(Calvin College)介绍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英译工作的最新进展；单纯(中国社会科学院)介绍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尤其是海外对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的情况。

　　为推动“冯学”研究向纵深处发展，表彰与鼓励近年来冯学研究，冯友兰研究会在纪念大会上颁发了“冯友兰学术奖”：—等奖是(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蔡仲德)；二等奖是《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陈战国)；三等奖是《旧邦新统——冯友兰哲学思想通论》(单纯)；翻译鼓励奖是赵复三主持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英文版翻译小组。在随后的几天讨论中，与会学者就“冯学”在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冯友兰先生的治学方法以及“冯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人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子冯友兰对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方面的贡献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和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者，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方面的贡献仍是本次会议的关注的焦点之一。就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贡献方面，乔清举(南开大学哲学系)把冯友兰先生看作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真正奠基者。而如果我们把其它学者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观点的赞同或批评、同意或异议，都视作对于冯友兰哲学史研究的某种“响应”的话，那么，当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恰好是建立在对以两卷本为基础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响应”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堪称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不能绕开的一座桥梁。金春峰(人民出版社)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定义出发，认为中国虽然没有科学性质的哲学，却有以善和目的为本原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是实践型的，乃历史、人生经验之深刻反思。中国哲学史必须坚持哲学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不能离开普遍性而单纯强调中国哲学以人生体验为中心，以修养方法为内容，否认它是自然、人生、历史、社会等之理论性的探索与总结。在这个方面，冯友兰先生一生之哲学实践——坚持哲学之普遍性与特殊性及两者的结合，为我们做出了方法论的示范，是我们必须继承与坚持的。周璇(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把冯友兰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进行比较。刘成有(中央民族大学)认为：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对运用新实在论的思想对中国哲学进行梳理，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把马克思的唯物唯物史观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来总结中国的传统哲学，充分说明中国不仅拥有自己的哲学，而且具有更为优秀的特质，张载提出的“仇必和而解”的精神以及“横渠四句”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周锡山(上海美术学院)的《冯友兰哲学史著作中的美学思想述评》重点介绍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有关中国的艺术与诗歌的论述，以及《中国哲学史新编》有关孔子、屈原、荀子、《乐记》、嵇康、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学思想。

　　在具体问题上，与会学者还对冯友兰的清代学术史观进行了探讨；汪糊软中怪社科院)指出，冯友兰对清代学术主要围绕道学和今文经学兴起两个问题开展的。冯友兰“道学之继续”仅限于汉学家的义理学，几乎没有涉及清代道学。冯氏认为对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可谓文简义丰，抓住今文经学复兴的原因及其宗旨与用心，透露出哲学史家的智能；把清代今文经学时把它与经学时代的结束联系起来，更是耐人寻味。但同时，他对今文经学的渊源与流变重视不够。孙邦金(温州大学)提出，冯友兰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与评价是从“纯哲学”的角度进行的，他以“清代道学之继续”与“清代道学之反动”为线索来概括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阶段。冯氏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清代学术在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上贡献无多，其方法学亦失之烦琐冗长。但是，清代学术实际上除了在方法上有合理性之外，在哲学义理与经世意向方面都有着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冯先生仅从宋明道学的立场和“纯哲学”的角度来管窥清代学术，难免存在着限定过于“纯化”和狭窄的缺陷。马鹏翔(三峡大学)论述了冯友兰庄学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年代初到1949年，冯友兰是站在新实在论的立场上，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庄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并吸收这些成果建立自己的“新理学”体系；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到80年代初，冯先生自觉立足于马克思注意的立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庄学，是新中国庄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第三阶段是80年代初到1990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反思了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对庄子哲学有了更深的体认。柴文华(黑龙江大学)论述了冯友兰的早期道家观。他认为，冯友兰的早期的道家观在《人生哲学》中已现端倪，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以及《贞元六书》中。在《中国哲学史》中，他主要探讨了道家起源、发展和道家学说等；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为道家增添了一个新名词——“新道家”，并把它分为“主情”与“主理”两大派；在《贞元六书》中，冯友兰已经成功地吸收并运用了道家思想。关于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方面，与会者探讨的比较多。王仁宇(南阳师范学院)是从儒学的历史演进和现代转型来考察冯友兰的新儒家地位和哲学贡献。他指出，儒学从产生到现代几度兴衰、几经转型，孔子确立了儒家的基本宗旨，孟子和苟子把心性问题引入懦学，建立儒学的心性学；汉儒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儒学，建立的懦学的宇宙论；魏晋时期儒学把道家思想引进儒学，建立的儒学的形上学；宋明时期的儒学把佛教思想吸收到进去，建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冯友兰处在近代的西学东渐和中西哲学交融的时代，他把西方逻辑理性主义吸收到儒学中，促进儒学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接合和现代转型。许全兴(中央党校)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提出，当代中国哲学正面临着继先秦末期和明清之际的两次综合之后的第三次大综合的趋势。前两次大综合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荀子和王夫之。在2l世纪，中国哲学家只有立足当代生活实践，吸收中西哲学的精华，综合创新，才能完成中国哲学的第三次大综合。在此方面，冯友兰先生“阐旧邦以维新命”的学术追求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术旨趣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和学习的榜样。陈战国(北京市社科院)则进一步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即：

　　中国哲学的自觉、逻辑分析方法的使用、对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哲学论证。借助于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明确界定了哲学的定义、方法和功用，进而从哲学高度探讨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现象。他不仅由此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系统阐释了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优秀传统。茅冥家的《试析中国哲学的“新统”》认为冯友兰的《新原道》写到最后标出“新统”，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的传统讲底。这最好的传统是先秦儒、道两家的思想，魏晋的玄学，唐代的禅宗以及宋明的道学。“新统”又经过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对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新形上学，它远用当代新逻辑学以建立其系统，它是“不着实际”底，是“超乎形象”底，新形上

　　学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虽说了些话而实是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张耀南(北京行政学院)的铲《“冯友兰哲学”与“张东荪哲学”》和张利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我的书怎么是无所谓呢?》等论文，则在冯友兰与其同时代的哲学家张东荪及熊十力进行初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