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一位不合时宜的“当代大师”。他生前被认为是一个杰出的悲观的文化批判主义者，生后则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美学家或原始形态的后现代理论家被反复探讨。可是，他的元批判理论，即作为《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批判和《美学理论》中的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型的“否定的辩证法”，长期以来却招致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质疑。新左派批评它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向右转的哈贝马斯指责它否认有“为他（阿多诺——引者注）含蓄地求助的理性概念提供系统基础的可能性”，而学院派的学者则同样说：“阿多诺自觉地追随勋伯格的模式，企图在哲学内部发动一场革命，但实际上却屈从了同样的命运，他反体系的原则本身已变成一种体系。……当否定的辩证法成为总体的时候，哲学也将趋向静止，因而1960年代的新左派批评阿多诺把批判理论引向死胡同是公正的。”由此我们看到，在阿多诺作为一个思想史对象被研究的30年历史中，“否定的辩证法”始终以各种方式被遗忘了：前20年，批评者们把它作为一个“丑闻”而刻意遮蔽了起来：在近10年由杰姆逊发动的复兴运动中，它虽然被重新肯定，却被挪用、变成了理论斗争的新武器和通向美学政治的中转站，其自身依旧晦暗不明。理论政治曾经实用主义地拒绝了“否定的辩证法”，并因此经受了失忆的后遗症，然而，正确的疗治方案却不应是同样实用主义的挪用，可取的做法只能是回到被忘却的“否定的辩证法”本身。

　　一、理论政治中的集体失忆：对阿多诺研究前20年的一般诊断

　　阿多诺在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预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之后，他以自己的死亡，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发布了正式讣告。这并不是说它们的理论影响和社会影响就此消失了，事实上，它们所提供的精神传统即使在70年代还被欧美新左派视为一个“未知的向度”，一个当代文化斗争中依旧有用的思想武器。这一年，《启蒙辩证法》出版了英文本，一年后《否定的辩证法》也被译成英文出版，而在更早一些时候，《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最终目的》(Telos)和《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等杂志已经开始刊载他的译文和相关评论文章了。阿多诺研究就此发端。70、80年代，阿多诺研究历经浮沉，先后相继地涌现出了3种影响深远、相互冲突的模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否定的辩证法”作为某种禁忌或者丑闻，从理论政治的集体记忆中被抹去了。

　　阿多诺研究一开始就充满了燃烧瓶的残余气味。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有左派学生指责阿多诺晚期作品“已经背叛革命事业”。为此，A·施密特着重强调阿多诺思想的唯物主义本质，以期捍卫自己导师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1972年，施密特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的整个70年代基本上是在与自己的同学、哈贝马斯的争论中度过的。针对哈贝马斯关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存在分歧乃至对立的批评，施密特着力证明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设想的连续性；通过对“唯物主义”的思想史探索，他提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创立的批判理论是适用于资本主义当代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变体”。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阿多诺重提唯物主义其最重大的命意在于：在打破同一性的思想专制之后，为重建主客体之间的星丛关系确立一个支点。过于强烈的辩护意识妨碍了施密特对阿多诺意图的准确领会，因此，在对唯物主义的哲学史描述中，他更多地退到了费尔巴哈的立场上，辩证法却被遗忘了。

　　与此相对应，一批新左派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发，抨击“否定的辩证法”具有太多的思辨唯心主义残余，只是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把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忘在了脑后。特别地，“在阿多诺这里，辩证法变得非历史化，以包含作为概念统治的起源的整个西方文明。因此，批判理论甚至不再企图通过详述未来得以发生的必要中介环节，以预想未来了，它变成为一种纯粹防御性的理论。最终，它退到一个无可退却之处，以保卫特殊性、自律性和非同一性不受据说已经被总体管理的社会的侵害。在这样的社会里，思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消失了。”在1971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杰姆逊批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一失败归根结蒂是因为它“表现一种挽救自身和哲学化观念的意图，使它们摆脱时间上的盲目崇拜，摆脱停滞和持久的视力幻觉。”

　　与新左派的解读模式直接冲突的是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解读。哈贝马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由于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传统中掺杂了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内容，因此不可避免地偏离了马克思的逻辑；阿多诺最为彻底地贯彻了这一理论逻辑，从而走向了一种无为的寂静主义。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即资本主义制度，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它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可以走向一个更加合理性的状态；阿多诺在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道路上走得太远，从实践退缩回理论，否认有“为他含蓄地求助的理性概念提供系统基础的可能性”，从而走向了一种虚无的美学乌托邦。他认为，阿多诺30年代就基本形成了自己“否定的辩证法”，这与霍克海默主张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的批判理论从起点上就不一样，以《启蒙辩证法》为标志，阿多诺最终背离了霍克海默的设想。因此，应当抛弃《否定的辩证法》回到批判理论的原初旨趣，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在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发生之后，一些英美学者突然在争论的中心发现了一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阿多诺，在他们看来，“解构主义和阿多诺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引人注目。在当下的时尚风靡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多诺就一直坚持承认那些被概念之网滤去的异质碎片的力量，抛弃所有同一性哲学，拒绝把阶级意识看作是令人不愉快的‘肯定’，否定意义的意向性。真的，当代解构主义几乎没有一个主题不曾在他的著作中被充分地阐述过。——阿多诺或许是法国文化和德国文化的相互偏狭性的指示者，现在，具有讽刺性的是，它们只是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里才越来越多地走向融合。”正是在这种旨趣的引导下，这些学者对阿多诺以《启蒙的辩证法》为代表的文化批判和以《美学理论》为代表的美学艺术批判表示出了极大的敬意和兴趣，而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则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过度反应，被撇在了一边。这一模式极力推崇阿多诺对宏大叙事、体系、同一性思维和理性的抗拒姿态，但刻意弱化了这一姿态与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从而阉割了“否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取向，使之与后现代体制化的否定混同在了一起。确认“否定的辩证法”这个社会历史的元批判已经过时，这是哈贝马斯模式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模式共同的基础，只不过，在前者把阿多诺连根拔起、抛在一边的地方，后者则在对他被截去根部的躯体进行无限制的“戏仿”。

　　虽然理论旨趣殊异，但是人们对于“否定的辩证法”的集体失忆，其口实却是一致的：基于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不正确估判，阿多诺放弃了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正确立场，一味揭露和否定，却不从事建构，回避政治实践，采取了一种退缩主义的“冬眠战略”。向右转的哈贝马斯非常看重马克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观点，强调哲学应当为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提供肯定性的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从来就没有用像科学那样的明确语言，把哲学传统算作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潜力，而这种生产潜力也应该出现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批判当然是需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批判理性，现代性才能达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自我肯定。但是，“否定的辩证法”将理性批判偏激化到自我指涉的程度，一开始就摧毁了自己的社会根基及与交往实践的联系，使自己蜷缩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因此，阿多诺不得不“试图使用由意识哲学衍生出的未受压迫的综合概念作为乌托邦观点移向对话理性(discursive reason)之界域：未受损害的主体间性，未经强迫的多样性的总和，使得近与远，同一性与个体之差异的同时并存成为可能，呈现出一种乌托邦之映象”。也就是说，“否定的辩证法”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不公正判断对形而上学发动的一次失败的攻击，因此，一方面，阿多诺在对理性进行一种西西弗式的绝对否定，另一方面，他却不得不不断地返回理性，“否定的辩证法也只能从黑格尔那里诉求非同一性的复归，因为非同一性已经包含在黑格尔的程序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