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尼采反科学吗？尼采那里有一门科学吗？若有，是何种科学？这是在尼采研究领域颇多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清理尼采的科学批判，特别是前期尼采对以苏格拉底主义为标识的科学乐观主义(理论文化)传统的揭示，中期尼采主要在《快乐的科学》中形成的科学新理解，以及后期尼采对于“作为谎言的科学”的批判。本文认为，无论在哪个时期，尼采的科学批判始终致力于揭示欧洲科学或欧洲知识理想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基础。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朗佩特对“尼采语文学”的重构，指出尼采中期和晚期哲学的现象学倾向，认为尼采在哲学批判、意识分析、个体言说等方面的思想努力，足以构成一种“尼采现象学”。

　　关 键 词：尼采哲学/科学批判/谎言/现象学

　　我们在此是要讨论尼采与科学，为此先得来限定一下“科学”的边界，因为德语的“科学”(Wissenschaft)不是我们通常了解的science，前者比后者更广义；前者总的说来更接近于希腊文的episteme(知识)，而后者更接近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尼采是如何使用“科学”的？此公好古希腊，所以自然而然地会采纳“科学”的古典意义，在此意义上的“科学”类同于“理论”(甚至接近于我们中文世界喜欢讲的“学术”)——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痛批“理论人”，后来也说过“科学人”；尼采又处身于“现代”，一个由“实证/实验科学”和技术工业支配的时代，对现代性的启蒙理性和科学精神深表警觉和怀疑。可见，尼采的“科学”概念是极为复杂的。

　　无论如何，在人们通常的了解中，尼采向来被认为是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特别是所谓“非理性主义”的代表。尼采给人的印象多半是：崇尚艺术和生命而反对宗教和科学，推崇本能而攻讦理性。正因此，以科学和逻辑为取向的哲学类型向来对尼采不屑一顾。英美主流哲学对尼采的接受史即证明这一点。这种情况要到20世纪后期才有改观，特别是B.E.巴比契(B.E.Babich)的《尼采的科学哲学》(1994年)以及由柯亨(R.S.Cohen)与巴比契合编的《尼采与科学》(二卷本，1999年)的出版，标志着尼采哲学真正为英美分析哲学传统所接纳了。(参见朱彦明，2007)

　　尼采是否真的反科学，或者至少是非科学的呢？学界对此也不无争议，比如当代美国学者朗佩特就对此持有异议，他把下列观点视为他的《尼采与现时代》一书的基本论点：“尼采认识到现代科学所附带的危险，并着手补救这些危险：补救的方法就是，更充分地理解自然，从而全新理解科学。”(朗佩特，2009：7)所以在朗佩特看来，尼采不反科学，不但不反，而且是提出了关于科学的新理解——尼采甚至是一位“推进科学”的“新哲人”。

　　朗氏之说可为一家之言，然而在我看来未必中肯到位，而且顶多是切中了一个时期的尼采哲学。尤其在后期，尼采经常把“形而上学”、“道德”、“宗教”与“科学”并举，斥之为不同的“谎言形式”；其实这话同样适合于《悲剧的诞生》时期的尼采。在尼采看来，为了相信生活，我们需要“谎言”，这是没办法的事，“人必须天生就是一个说谎者”，也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尼采写道：“……而且人确实也是一位艺术家：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科学——这一切只不过是人力求艺术的意志、力求说谎的意志、力求逃避‘真理’的意志、力求否定‘真理’的意志的怪胎而已”。(尼采，2007b：905)因此，至少在前期和晚期的尼采那里，科学都不是特别受到肯定和赞扬的。尼采意在推进科学？说这话还得小心点呢。

　　如若在上述意义上看待科学，把科学了解为“谎言形式”之一，我们就只好说，白纸黑字，尼采就是一个科学的批判者。不过，要说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等是“谎言”，我们现代人似乎还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同情，而要说科学是“谎言”一种，则跟我们今天共享的常识已经差得太远了，因为现在我们更愿意把科学看作基本的求真方式(哪怕我们已经看到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危害)，而不是“撒谎”和“欺骗”的方式。那么，怎样来理解尼采思想中的作为“谎言”的科学呢？再有，中期尼采提出“快乐的科学”，这又是何种“科学”？“科学”何以“快乐”？“快乐的科学”的理想与作为“谎言”的科学是何关系？

　　一、理论人与科学的妄想

　　我们仍然先要从《悲剧的诞生》谈起。是书中的科学并不快乐，因为此时的尼采讨厌科学和所谓“科学人”，认为正是由苏格拉底发起的科学风败坏了希腊艺术文化，终于导致伟大的希腊悲剧艺术的突然死灭——尼采说跟其他艺术样式不一样，通常一种艺术样式的终结总是渐渐衰落的，而希腊悲剧艺术却是猝死的，说没就没了。

　　尼采后期曾对《悲剧的诞生》一书做了重新评价，他把这本书称为“大胆之书”，说它开始处理一个“带角的难题”，一道“全新的难题”，那就是“科学问题本身”——“科学第一次被理解为成问题的、可置疑的”。(尼采，2012：4)《悲剧的诞生》讨论的不是悲剧艺术吗？尼采怎么说它是探讨科学问题的呢？尼采随即做了一个解说，说他的《悲剧的诞生》首次接近于自己的思想使命，即：“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5-6)

　　这是尼采的一句名言了。但该作何解？生命、艺术、科学到底是啥关系？在尼采的话中差不多构成了一个层级关系：生命是第一位的，尔后是艺术，然后才是科学。朗佩特据此反驳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尼采是科学的敌人。尼采是科学的敌人、艺术的朋友吗？朗佩特认为，在尼采那里，科学与艺术并不是水火不容的，虽然两者曾经交战，但只要有恰当的理解就可以消弭战事，就可以“用艺术家的透镜”承认科学了。朗佩特说：“尼采所推动的科学脱离了两位伟大的历史先辈：柏拉图式超越自然的科学，培根式征服自然的科学。尼采的科学是一种纯粹的内在主义或自然主义，而且与当代宇宙学和生物学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完全一致。尼采式科学的最高目的在于肯定一切存在者并让一切存在者存在。与之相补充的是尼采的艺术，即赞颂并美化科学所揭示的世界。”(朗佩特，2009：7)

　　我们认为，朗佩特的这一看法或许适合于中期的尼采(即所谓“实证主义时期”的尼采)，但未必对得上《悲剧的诞生》时期的尼采，也未必对得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的后期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的艺术根本不是“赞颂并美化科学所揭示的世界”的，相反，艺术与科学是有某种对立甚或敌对的关系的，至少就悲剧艺术的生灭角度来看是这样；或者更准确地讲，是艺术与科学之间有着某种层级差异。

　　我们已经知道，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科学的产生与苏格拉底联系在一起，科学被尼采刻划为“一种首先在苏格拉底身上出世的深刻妄想”，也就是那样一种无可动摇的“信念”，即坚信：“以因果性为指导线索的思想能深入到最深的存在之深渊，而且这种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存在，竟也能够修正存在。这种崇高的形而上学妄想被当作本能加给科学了，而且再三地把科学引向自己的界限，至此界限，科学就必定突变为艺术了：真正说来，艺术乃是这一机制所要达到的目的。”(尼采，2012：110-111)这里揭示出两点：一是科学的本质，科学中蕴含着一种形而上学妄想，即科学的因果说明可以解决全部存在问题；二是艺术构成科学的边界。

　　苏格拉底不仅能借这种科学本能生活，而且借这种科学本能赴死。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尼采的解释是：“赴死的苏格拉底形象，作为通过知识和理由而消除了死亡畏惧的人，就成了科学大门上的徽章，提醒每个人牢记科学的使命，那就是使此在(Dasein)显现为可理解的、因而是合理的”。(111)垂死的苏格拉底通过科学/知识摆脱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实际上也就是通过普遍精神/理性克服了个体的死亡。

　　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笔记中，尼采在回顾《悲剧的诞生》时写道：“在生理学上来推算，一个强大种族的没落时代就是科学人这个类型在其中成熟的时代。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构成本书的重头：苏格拉底乃是悲剧的敌人，是那种魔力般的、预防性的艺术本能的消解者……”(尼采，2007b：946)这是尼采晚年的表态，在此我们当然看不到上文朗佩特所讲的状况，而仍然是对《悲剧的诞生》时期形成的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科学乐观主义的批判态度的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