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创立发展起来的，政治工作所形成的理论、原则、制度和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是我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对我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经验，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初创时期。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的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在起义部队中首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在各军、师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团、营、连设政治指导员。同年９月９日，毛泽东等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改编，部队在改编中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并规定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两年多来的基本经验，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系统地提出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领导政治”等错误观点，明确“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建军以后的政治工作经验教训，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原则和制度等，从而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

　　１９３０年冬，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１９３１年２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总政治部的成立和暂行条例的制定，对统一和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４年２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朱德等在会上都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等正确论断，对红军重视和加强政治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下，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取消了红军中各级党委，实行“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不适当地强调军事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差别，致使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未能很好贯彻，给政治工作造成很大损失。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起，各地红军陆续退出根据地并开始长征。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党中央领导下，红军开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积极维护和加强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维护红军内部团结，激发红军克服困难，英勇战斗的精神，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等，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初期，曾一度取消了部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为研究在新的形势与任务面前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当时，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到八路军第１１５师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他在调查中发现，部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门，政治工作明显削弱，思想比较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经常发生，军阀习气也开始滋长。黄克诚当即写了一份情况报告，建议在部队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门，并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等很快研究批复了这个报告。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命令，恢复部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的恢复使部队政治工作从组织上得到了加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部队的政治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和军队各级政治机关领导下，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团结友军共同抗战；组织开展整风和生产运动，以及拥政爱民和尊干爱兵运动等。政治工作在理论上也有了丰富和发展，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宗旨，明确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明确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使我军政治工作成为一个科学体系。１９４４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经验，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地位、任务和方法，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是我军政治工作在各个方面获得丰富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对保持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证党的抗日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坚持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保证军队为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为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继承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造，如进行形势教育，诉苦教育，鼓舞官兵的胜利信心，提高阶级觉悟；恢复健全党委会制度，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和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加强内部团结；开展立功杀敌和团结互助运动等。强大的政治工作，有力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进入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建国初期，曾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搞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可以忽视革命化建设了，有的甚至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发生怀疑。１９５４年初，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在会后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党的“左”倾错误，并把它推向了极端。他们鼓吹“精神万能”、“突出政治”、“政治冲击一切”等，把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使我军政治工作遭受了严重破坏，军队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

　　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在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下的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会议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突出强调要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１９８７年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根据新的历史时期我军的任务和面临的情况，对我军政治工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做出了全面的阐述和基本规定，尤其是“两个服务”、“四个保证”的提出，进一步端正了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１９９９年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江泽民主席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经验，作出了《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江泽民主席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总结了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情况，明确了在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古田会议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为“打得赢”、“不变质”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可靠政治保证，作为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历史使命，为我军的政治工作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我军就是靠政治工作使全军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靠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靠政治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精神……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必须把它作为我们的传家宝永远传下去。

　　在新的形势下，我军的政治工作，一要加强，二要改进。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如不改革创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就难以实现，加强政治工作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要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创新。

　　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工作的许多重要原则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在改革创新中，这些重要原则必须继承下来，坚持下去。如政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着眼点都要为了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坚持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等。我军政治工作的这些原则和制度，不仅现在需要继承和发扬，将来也仍然适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如果丢掉了就会动摇我军建设的根基。总之，只有在继承中改革创新，在改革创新中继承，才能使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断丰富发展，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