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福建博物院 明溪县博物馆

　　一、遗址概况

　　南山遗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城关乡上坊村北约300米的南山（又名狮子山）。2012～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明溪县博物馆联合对南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重点区域分别位于山顶、4号洞及3号洞，取得了重大学术收获。

　　二、主要收获

　　南山山脚现存4个洞穴（编号1～4号洞）。经发掘，确定3号洞、4号洞埋藏有文化堆积。发掘面积约40平方米。3号洞文化堆积厚1.6米，4号洞文化堆积厚达4米。山顶发掘面积400平方米，文化堆积平均厚度为1.5米。

　　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遗物特征，可划分为5个文化期，年代为距今5800～3500年。第一期至第三期文化仅分布于洞穴，第四期至第五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山顶发掘区，4号洞有少量分布。第一期文化（距今5800～5300年），发现史前人类活动面、火塘等遗迹，以及陶片、石制品、骨角器、动物骨骼等文化及自然遗物。

　　第二期文化（距今5300～4800年），发现数个史前人类活动面、火塘等遗迹。活动面平面形状不规则，长约5米，宽约4米，中部为红烧土铺垫踩踏硬面，周边有大量灰烬。文化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

　　第三期文化（距今4800～4600年），发现墓葬4座，均保存有人骨，葬式包含俯身屈肢葬、仰身直肢葬和仰身屈肢葬。无随葬品。文化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

　　第二、三期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植物遗存，以植物种子为主，总计约5.57万粒，分别属于38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农作物数量占绝对优势，合计约5.16万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3%，以水稻和粟、黍为主。另外，还发现有梅子、柿子、猕猴桃、葡萄等鲜果类。

　　第四期文化（距今4600～4200年），发现蓄水池2个、墓葬4座、灰坑数十个，以及一批柱洞等遗迹，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文化遗物。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人骨腐朽无存。2个蓄水池构造、形状基本一致，长约4米，宽约2米，平面呈不规则长条形，底部分几级并有规律地铺垫大小不等的河流砾石，蓄水池一端有类似于水窖结构的圆形深坑，坑口砌有一圈砾石，底部亦铺垫砾石。蓄水池周边有柱洞，推测有地面建筑。

　　第五期文化（距今4200～3500年），发现灰坑、柱洞等遗迹，以及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

　　第一期文化遗存较少，与后期遗存关系不明。第二、三期文化遗存延续性非常明显，如都发现大量磨光黑陶，陶片纹饰都以绳纹、重圈纹、曲折纹为特征，器形都以釜、罐、豆为主。但它们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第三期新出现了泥质磨光白陶，磨光黑陶数量增多且制作更加精细等，漩涡纹比例大幅提高，新出现席纹、叶脉纹等，口沿轮制印痕由细线状变为凹凸状。二者代表了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三期文化遗存是在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第四期文化遗存延续了第三期的文化特征，都包含磨光黑陶，部分器物口沿的形态特征相似等，但在埋葬习俗和器物组合上存在一定差异，随葬品成组出现（鼎、高柄豆、罐），显示出人类迁居山顶后文化特征的改变。第五期文化遗存已进入青铜时代，器类、器型、纹饰均出现较大变化，如出现大量黑衣陶、刻划纹灰色硬陶、原始青瓷、彩陶等。

　　三、学术意义

　　1.南山遗址年代跨度大，文化堆积保存完整、连续，文化面貌独特，如独具特色的文化遗物，如具有区域特色的陶器群，尤以磨光黑陶和饰以多样纹饰的磨光白陶特征鲜明，填补了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与空白，具有标杆性的意义。第五期文化遗存中含大量黑衣陶、具有闽江下游黄土仑类型的刻划纹灰色硬陶以及少量彩陶等，其年代明显早于黄土仑文化，这为广泛分布于闽江下游的黄土仑文化来源提出了全新的思考方向。

　　2.在山顶发掘区发现福建省内迄今最早的蓄水池遗迹、大量柱洞、灰坑，反映了当时山顶生活的史前人群规模。主要居住区由洞穴向山顶的转变，也展现出南山先民独特的山顶、洞穴相结合的空间利用特征。

　　3.作为典型的洞穴遗址，在南山遗址浮选出土了异常丰富的农作物遗存以及相关的农田杂草遗存，对古代穴居人群的生业形态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南山遗址出土的水稻是目前在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出土的粟和黍两种小米是目前在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岭南地区和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这为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特别是粟作农业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实物证据和新的线索。丰富的植物遗存为开展史前人类资源利用行为研究、植物栽培、演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

　　4.遗址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与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广东鲤鱼墩贝丘遗址、连江亮岛人以及泰国、越南等类似遗址出土的人骨特征相似。人骨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当时人的食物同时包括了C3类谷物水稻和C4类谷物粟与黍两种小米，含一定的食肉成分。

　　南山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对构建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为探讨福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来源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也为探讨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业形态、人类活动、种群迁徙与交流、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以及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极为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