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根 本网记者 崔蕊满/摄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2011-2012年我从不列颠图书馆等单位查获大批珍稀文献，可以说沿着老一辈学者王庆成、方汉奇查找文献的足迹而另有所获。王庆成老师曾说希望我秉承历史是科学的精神，把精力、时间用到科学研究上，此番叮嘱，不敢忘却。正因为王庆成老师和方汉奇老师的邮件促使我在查找文献方面更有了耐心，从而发现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我在不列颠图书馆工作了大约一千二百个小时，从大量珍稀文献中调阅了二百四十卷。在工作中，我发现除王庆成老师抄录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有关上海商铺的文献资料外，还有一些珍稀资料，如易经点校及批眉等方面存有手迹的珍稀文献等。其中涉及传教士小马礼逊病死后遗嘱将诸多情报和所藏中外关系类的材料交给不列颠图书馆收藏；包含斯坦因手稿等诸多原始文件属稀见且数量可观，具有重大史学价值，此处尚有戈登文档等。

　　目前已知，老一辈学者亦发现了这批珍稀文献的一部分，但却因时间缘故，只抄写了部分。如近代有关台湾的中英交涉珍稀文献，约有八九十份从未公布的外交文件，解读这些材料，对于把握台湾问题中英展开的博弈以及后来战争的逆转等历史节点具有重要意义，而向达只抄了一函。经查，向达属意于查阅敦煌相关资料，而抄录鸦片战争史料，属意外收获，但得机会查敦煌文献时，便对近代文献多作放弃。这些大批量的珍稀文献涉及军事、政治、银行、贷款、典当等，内容如同百科全书式的。

　　王庆成老师在整理他所获的部分珍稀文献时，亦在书稿序言中曾感慨，觉得自己力量不够、知识面不够。一个有着七八十岁阅历的学者尚觉如此，对于我而言，整理这批珍稀资料就显得更加艰难。就史学价值而言，这些珍稀文献的辑录、校勘与考释有助明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文明面对工业化的市场转向，从而把握中国走出传统的农耕社会这一关键性历史节点颇有意义；对清史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等诸多研究领域的深入有重要意义。关于这项工作，我和我的研究团队都投入了很大精力去研究、考证，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崔柏伟整理

　　（作者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