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而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批评得尽管尖刻,其目的是矫枉过正,而并非要“全盘西化”。陈独秀的文化观,为近代以来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留下了一面镜子。

　　关键词：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　中西文化观

　　作者简介：张同乐,1957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比较中西文化,发起了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启封建蒙昧,更新观念,变革思维方式的思想解放运动。本文试对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文化观予以探讨,追寻陈独秀探求救国真理的足迹。

　　一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比较中西民族思想差异的文章,以为其启蒙运动服务。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中西风俗习惯的差异

　　陈独秀认为,中西习俗有很大差异,在直观社会现象中,西方民族极珍惜时光,而中国时间观念差,把大好时光浪费于闲聊天、睡大觉、下棋、饮酒方面。“西人之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华人则往往约日相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劳动神圣,皙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中人之家,亦往往仆婢盈室;游民遍国,乞丐载途。美好丈夫,往往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自食其力,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宁甘厚颜以仰权门之余沥。”①在工业发达的社会里,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西方人珍惜时间。中国时间不值钱,生活、工作等社会活动都是慢节奏,以致“全国之人,习为游惰”② ,民族惰性,阻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青年审美观上,中西区别尤大。西人以健壮活泼为美;中国则以“白面书生”为美。陈独秀痛陈:“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③此种风气导致“东亚病夫”之现象。

　　(二)　中西婚姻观、家庭观的差异

　　陈独秀对中西婚姻家庭观之差异进行了比较。20世纪初,欧美各国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当时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桎梏之下,“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④。

　　西方父子之间,子成年后即独立生活,不依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 ,而“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家产宁可让旁系的男子承继,“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⑤。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英、美、法、德都是如此。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的向往,国家所要祈求的,都是拥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幸福,以及思想言论的自由。中国是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 ,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作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成为“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宗法观念造成四大恶果:一是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是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是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是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

　　(三)　中西民族性的差异

　　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他将中国务虚不务实的社会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中国社会思潮是“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这导致社会性的灾难,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做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实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⑥。当时北京有20万人在求官,他认为,这些人已属“无业游民” ,其中不乏有学有识、能自力经营实业之士,此等人皆挤入非生产性行列,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陈独秀认为,中国人重形式,西方人重内容。他认为,应唤醒国人讲究实际,振兴实业,重视理想的实质,而不是理想的空名词。他说:“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⑦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陈独秀认为西方“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⑧。

　　陈独秀认为,中国民族性的改造应走西方化道路,他提倡“个人为本位” ,争新竞智,重实际,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以获得自由。

　　(四)　中西教育思想、方针的差异

　　陈独秀将20世纪初中西教育思想、方针、方法进行比较后,指出,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

　　第一,西洋教育方法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中国教育以及西洋古代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古人的著书,先生的教训,都是神圣不可非议的,学生按葫芦画瓢则是成功妙诀。儿童心理,人类性灵,一概被抹煞。

　　第二,西洋教育“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的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⑨。

　　第三,西方近代教育是智育、体育并重,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还有竞舟角力的运动会,野球和远足旅游。其重视体育不在教书授业之下,“所以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做起事来,走起路来,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⑩。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而那班读书读呆的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⑾“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穹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面对受教育者这种精神风貌,陈独秀发出慨叹:“茫茫禹域,来日大难!”⑿他以此激励不甘亡国灭种的有志之士,速速觉悟,改革教育,培养新型人才。

　　(五)　中西文明之差异

　　陈独秀认为,不仅精神文明上近代中不如西,而且物质文明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西洋种种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单就经济能力而言,我们中国人此时万万赶不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无法可以救亡。”⒀陈独秀认为“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 …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可怜我们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得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摇动起来”⒁。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惰性是人类的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对旧文化,陈独秀认为应彻底否定,决不能和惰性造成的不幸现象折衷。

　　陈氏认为,新旧调和论是“助纣为虐”、“误尽苍生”的主张。他对中西文明的总看法是: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中比近代西方文明更为幼稚。其意在唤起国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克服民族惰性,建设中国的物质、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