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如果说叔本华对意志作为自在之物且仅仅作为自在之物(当然他同时也怀疑有纯粹的自在意志的存在)的描述还嫌笼统和模糊的话,那么当这样的意志被作为“生命意志”(der Wille zum Leben)即作为意志的客体化特别是其在人的世界时。最后,反过来说,意志所以肩有如此责任又正在于每一生命体都是“被客体化了的生命意志”,即都是由本体意志而来,——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一句话:人作为一种肉体存在的所有欲望都根之于他是意志的客体化这一本体论的规定。而后者则正好相反,是从意志的否定的角度出发,即否定意志的客体化,即由这种否定而在认识上返回本体意志,而就此来说,痛苦恰恰是否定意志的一个积极的动力。
关键词:哲学;欲望;生命意志;肉体;人生;美学;存在;客体;苦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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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志:痛苦与超越
——论叔本华伦理学和美学的预设前提
内容提要:传统上将悲观主义简单地斥之为消极厌世使我们不怎么关心、更毋庸说认真地研究一下它的真实形象。本文抛弃了这种成见,梳理和评论了以悲观主义著称的哲学家叔本华关于生命之为痛苦的基本观点,并特别论证了这些观点对于其伦理学和美学的前提性作用,以及将其转化为积极的人生哲学的可能性。
关 键 词:叔本华/生命意志/悲观主义/美学/
如果说叔本华对意志作为自在之物且仅仅作为自在之物(当然他同时也怀疑有纯粹的自在意志的存在)的描述还嫌笼统和模糊的话,那么当这样的意志被作为“生命意志”(der Wille zum Leben)即作为意志的客体化特别是其在人的世界时,他兼擅于哲学与文学的优势(注:哲学史家Eric von der Luft认为,叔本华几以毕生之精力追求哲学上和文学上之被认为伟大,虽然他不曾或许也不会企及康德在哲学上和歌德在文学上那样巨大的声誉,但是他在人类知识史上的地位是稳定的,而且可以说只要世界上有思想和文学本身的存在就一定会有人讨论他的思想影响和文学影响。“哲学家而为伟大的作家,或作家而为伟大的哲学家,可谓风毛麟角。”而叔本华即属于这样为数极少的兼擅哲学和文学的人,例如柏拉图、尼采和加缪等.(Eric von der Luft,"editor's Preface",Schopenhauer,New Essays in Honor of His 200th Birthday,Lewiston.Queenston.Lampeter:The Edwin Mellen Press,1988,p.ix)我认为,如果这些评论不暗含有关于叔本华与康德、歌德成就高下之比较,那么记住它们将有助于加深对于叔本华哲学个性之理解,尤对于其伦理学和美学。)则得到了淋离尽致的发挥:尽管对人生无常和苦难的咏叹是自古希腊如荷马、西摩尼得斯、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等以来西方文化史包括哲学史时强时弱但始终不绝如缕的一个精神旋律,然而也只是到了他这里,人生的悲剧性——主要是痛苦,还有只能在“现在”中的生存,于是也就是虚无即空无价值——才得到了最清晰因而也最令人惊骇、最理性因而也最叫人绝望的图画和评析。这种悲剧人生论对于西方思想文化史是重要的,因为它既承上将悲观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凄婉动人且精致完备的哲学体系,又启下而感染和征服了许许多多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还有同样是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批评家,尤其是那些在20世纪具有强大、持久和广泛的冲击力的存在主义者(如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消极而言即使对于其本人,它也是重要或者说是关键的,因为如果没有人生之为悲剧这一预设前提,其以超越和拯救为旨归的美学与伦理学便根本无从谈起。因此无论是从学术的抑或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习惯于乐观主义的我们都有必要虚心地倾听和研究一下叔本华那悲观主义的哀艳绝伦的动情诉说和极富穿透力和摧毁力的逻辑思辨。
一 痛苦:从自然到人生
应当首先解释,叔本华的“痛苦”概念与我们习惯使用的语义是有出入的。作为一位追求理论普适性的哲学家,叔本华既主要将“痛苦”用于描述有神经作用的动物和人类的一种感受,又不放弃它对于无神经作用的其它生物体甚至是一切物质形式的适用性。他对“痛苦”的定义是这样的:“我们把意志因横亘于它与它当前目标之间的一个障碍而遭到的阻挫称为痛苦(Leiden);与此相反,达到这一目标则称为满足、安康和幸运。”[1]接着,他明确地指出:“我们还可将这类称谓转用于那些在无认识的世界里程度上较弱而本质上却相同的现象。”[1]实际上“痛苦”之承受者在他已经是无所不包了,因为“痛苦”就其实质而言,不在于其感受性或神经性,而仅仅表示意志(包括自然界中的意志)在走向当前目标时所遭到的阻抑,与其说它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述,不如说是物质之间或物质内部的一种作用或状态:他不情愿承认“意志”之被移用于自然界及其现象的拟人性,如其在《论自然界中的意志》一书所论证和主张的那样,因而这里也不乐意将“意志”的一种作用或情状仅仅说成是属于具有不同的主体性和认识性的人与动物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他并非不知道“痛苦”与感觉或神经性的关联,在前述引文之后不久他即颇为自相矛盾地断言:“在植物身上还没有感受性(Sensibilitaet),因而也无痛苦(Schmerz,与Leiden同义——引注)。”[1]在《补论尘世的痛苦》一文中他更斩钉截铁地断定:“不只是无生命的物质,而且还有植物,都不能感受到痛苦,不管它们的意志可能遭到多少的阻挫。”因为现在他认为,没有神经的或认识的作用便根本不会有痛苦的感受,“即使肉体的痛苦也是以神经及其与大脑的关联为先决条件的,这就是为什么只要肢体通往大脑的神经被切断或者大脑本身被氯仿所麻醉,那么,其损伤便不会被感觉到的原因。”[2]这似乎是特意针对主著中即前引那个无认识世界的“痛苦”的观点所做的纠正。于是,这样的问题就产生了:叔本华何以明知故犯地将“痛苦”做如此僭越性的使用呢?我们不能确认这是否就是叔本华作为哲学家与作为普通人之间的矛盾:作为前者他可以无视日常语言规则或习惯而做纯粹的哲学思辨,而作为后者他则是在讲述着经验与实在;但是我们可以断言的是,无限地扩大“痛苦”的应用范围之真正的和根本的目的在于,以此哲学思辨的方式揭示其于生命之必然性和本质性。“痛苦”在自然界呈现为一个逐极突出的系列:从最简单的自然现象如重力、固体、液体、气体、电和磁等到植物、再到动物,意志在其每一级别上都体现为一种冲动和挣扎,即向着其最当前目标的努力,譬如固体向着液体,液体向着气体,而人及其生命不过是前此系列的一个必然的和最高的发展阶段。这一切的挣扎和努力,如前所说,无论其程度怎样都是所谓的“痛苦”。关于这种“痛苦”的统一性或同一性例如在人与动物之间,叔本华比较而总括地指出:“我们打算在人的存在中考察意志的这一内在的和本质的命运。任何人也都将轻易地在动物的生命中发现这个命运,只是微弱一些,在表现的程度上也有所不同而已;并且还可以从痛苦的动物界得到充分的验证,即证实一切生命如何在本质上都是痛苦。”[1]叔本华一向是将无机界和有机界、生物界和人类社会在本质上等而视之的:以高级的意志形式阐明低级的,以低级的“验证”高级的,从而达到对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现象的统一,也就是对于每一现象隶属于这一整体或链条的必然性和本质性的揭示,人与其生命当然不能例外。
但是,叔本华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整个自然界的意志及其“痛苦”,在通过这一逻辑关节之后其哲学兴趣便立即毫不留恋地转向并集中于痛苦之于人及其生命之必然性和本质性。我们知道,谓人生之为苦难是西方文化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话题,而且在生活中也几乎是所有人于失意落魄时的无奈喟叹,或者甚至能够说,它是漂移于我们日常经验海域的“冰山”,其浮出部分只是偶尔之所露峥嵘。乐观主义对于一个人来说从来不是终身的,以德国作家为例,在我们习以为具有狂飙突进性格的席勒身上,在充满着共产主义幻想的“革命”诗人海涅身上,都能发现仿佛与其主导性格不相协调的悲观主义的泄露:席勒似乎从未走出过悲观的阴影,在他一方面大量地创作歌颂爱情和理想的诗篇和戏剧的同时,在书信中他又不时地向亲友倾诉他情感深处的忧郁、痛苦、厌世和绝望,——1780年5月16日他吐露:“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有什么魅力了……我越接近成熟的年龄便越觉得应该在孩提时就死掉。”[3]并且还声明:“这不是从哪里背来的格言,……它是我由衷的自己的真实感受,提取自我痛苦的经验。”[3]我们知道,这正是他写下了那部被恩格斯称为“对于一个敢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胸襟豁达的青年的赞美”的、将已渐趋平静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再掀高潮的不朽名剧《强盗》的时期;而且我们还知道,此时他尚不满21岁,人生对他似乎才刚刚展露。——1785年5月10日他又宣称:“激情与理想,我最所珍视的东西,已经难以置信地从我的视线中深深地沉没下去了。”[4]真的,我们无法想象这竟出自血气方刚的青年席勒之笔!同样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发生在海涅身上,他以格言诗的简洁和凝练惊世骇俗地道出生命的又一种真实:“寐息固可羡,长眠更有加;若问最善者,当属末曾生。”(Gut ist der Schlaf,der Tod ist besser-freilich/Das beste waere,nie geboren sein)[5]这几乎就是一字不差的有“存在哲学之父”美誉的克尔凯郭尔和自称为“第一悲剧哲学家”的尼采的思想,而海涅实际上并不能算作存在主义者或对生死问题的悲观论者,因为即使在其瘫痪在床并预感到来日无多时所写的诗篇中仍未放弃对祖国和人类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现在,如果叔本华要想作为哲学家即充分发挥其系统性和独创性而重提人生之为苦难这一古老且常见的话题,那么他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经验的描述,或一种感慨,一种宣泄,而必须以逻辑的或先验的方式专注于其必然性和本质性。他是真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在主著第四篇当较为集中地讲述过人生的不幸和痛苦之后便立即声明其方法是“冷静的、哲学的、从总体性出发的和先验地进行的推论”,惟恐读者将其混同于“过去曾经屡屡有过的”、“从个别事实出发”的、“对人生不幸的单纯的大喊大叫”。[1]他有意地这样做,即以先验的方法论证人生之为苦难的必然性和本质性,前文所述的将意志及其痛苦推演到无神经作用的自然界或者说从无神经作用的自然界开始推演意志及痛苦是这一先验原则的贯彻,而且我们将发现,如果说此一运用虽有哲学上的必要但终归似嫌牵强的话,那么当其进入对于人生苦难的描写时,先验的原则便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并且还由于不避或者可以说总是积极地调遣后验的事例和文学性的渲染而又被助以感性的力量:这就是前文所谓的“兼擅于哲学和文学”带给叔本华的人生论上那奇妙的混合的美,既庄重而又华丽,既伟大而又精微,既真实而又可爱,——西方人文史上一道少有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