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可分初期(三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和后期(解放后)三个阶段。初期的屈原研究，主要是为了反击胡适之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郭沫若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驳斥了胡适等人宣扬的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适用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不同”的谬论。在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清算后，郭沫若又在意识形态上向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宣战。他首先把矛头指向“屈原否定论”，对“屈原否定论”的立说依据作了仔细辨析，逐条予以反驳，以历史事实证明屈原存在的不可动摇性。如果说郭沫若古代社会史研究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那么三十年代的屈原研究则旨在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后期，国家仍处于外敌侵略之下，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又在不断加紧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恢复了屈原研究。这是屈原研究的中期阶段。与初期阶段不同的是，郭沫若中期阶段的屈原研究，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灼优秀精神，即以屈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抗击强暴、反抗投降的优秀精神，来激励广大人民抗战爱国的志气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这个阶段郭沫若的屈原研究达到了高峰，其作品或为论文或为专著，数量众多，成果丰硕，令人赞叹和钦佩。郭沫若研究屈原的第三个阶段是解放初期。为了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屈原的活动，也为了向全国人民介绍祖国的优秀文化，让人们知道屈原及其作品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亦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郭沫若与一些学者撰写了大量介绍和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文章，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总之，郭沫若几十年来的屈原研究，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的要求息息相关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现实主义精神。

　　屈原研究，在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中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以屈原研究为开端。他在屈原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研究历史人物的准则和方法，为他以后的历史人物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在研究屈原时，郭沫若非常重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民为邦本”的思想，并称之为“人民本位”。他用“人民本位”来检查屈原的思想和艺术，发现了屈原思想中热爱人民、注重民生的精神和艺术上的人民性。从此，郭沫若就把“人民本位”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他多次声明，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一句归宗：人民本位！”(《历史人物·序》)“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十批判书·后记》)。“人民本位”的准则，贯穿于郭沫若整个的历史人物研究中。第二，郭沫若将屈原及其作品纳入具体时代的综合考察方法，在他以后的历史人物研究中屡屡采用，如他在研究先秦诸子这些思想史上的人物时总是把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看作是时代的产儿，注意把它们“向社会还原”(《十批判书·后记》)，同时又寻求这些思想和学说对社会的反作用，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就是“尽可能蒐集了材料，先求时代与社会的一般的阐发，于此寻出某种学说听发生的社会基础”，然后再求“学说对于社会进展的相应之或顺或逆”(《青铜时代·后记》)。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可以说，屈原研究在郭沫若整个历史人物研究中具有开创和指导的意义。

　　（摘自：石云.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J]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67～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