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从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长征。在这一行程长达两万五千里的武装大迁徙中,一段段传奇式的经历及其所蕴含的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同样也令世界为之惊奇。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长征路,既是一条苦难之路,也是一条胜利之路。

　　彼时的“圣城”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用他们昂扬的斗志,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必胜的信念。但由于国民党“石堡般严格的新闻封锁”,那时的延安又犹如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与世隔绝,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多是被极端丑化了的形象。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抱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去的决心,冒险来到陕北苏区一探究竟。作为第一个叩开延安大门的记者,斯诺采访到了“一生中在亚洲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独家新闻”,并兴奋而迫切地向世界报道了属于延安的真相。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一出版便轰动了世界,让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颠覆了对古老中国的传统印象,其中译本《西行漫记》随后更是感染了几代中国人。

　　在斯诺的身后,是前赴后继的其他外国记者。他们用客观公正的视角,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传递给了世界,而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而言无疑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世界终于有机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民族抗战,为这场革命争取到了广泛的国内外舆论支持。毛泽东曾在一篇社论中写到:“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现在,果然亮起来了。”

　　上海来了个“薄复礼”

　　很多人说,斯诺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但很少人知道,其实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一年,一部名叫《神灵之手》的书同样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才是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

　　《神灵之手》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勃沙特的英国籍瑞士传教士,中文名叫薄复礼。1934年10月在贵州旧州境内,薄复礼与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扣留,随后与这支红军一起走了18个月的长征路。1936年4月,薄复礼在云南境内被红军释放。他用三个月时间口述完成了《神灵之手》,并将文稿送回英国出版。

　　1897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对瑞士夫妇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叫勃沙特。他从小便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十岁起就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少年勃沙特的童年生活中,十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神灵之手》中回忆道:1907年,在我的家乡英国曼彻斯特,有一位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他叫查尔斯·费尔克拉夫。他在曼彻斯特到处做报告,介绍中国的情况。鬼使神差,我也溜进了教堂,混在人群中听费尔克拉夫的介绍。在少年勃沙特的脑海中,中国似乎就在曼彻斯特近郊,他决心以查尔斯先生为榜样,去闯天下,“甚至在梦中,我都想着去中国。如果有一辆车开往中国,我会不顾一切地跳上车的。”

　　20岁时,勃沙特的机遇到来了。他向一个名为“CIM”的教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去中国。“CIM”是基督教宣教组织“中国内地会”的缩写,长期招募可以前往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工作的传教士。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之中,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可能也正因为这样,勃沙特的申请很快得到了答复。他受邀参加教会会议,很快又被送到伦敦的训练基地,培训了三个月。此后,勃沙特又被留下来进行了2年训练,课程主要是医学。

　　1922年10月前后,25岁的勃沙特到达了他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上海。在这里,他除了为以后的旅行购置被单、草席、汉英字典等物品之外,还在语言学校学习了一个阶段的中文。教书的是一位中国老先生,老先生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

　　从此,勃沙特变成了“薄复礼”。分配工作的时候,“CIM”的负责人把薄复礼叫去,指着地图上的遵义市对他说,这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曾经有一座建立年代较久的教堂。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薄复礼在贵州辗转多地,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经历了1925年贵州的大饥荒,也收获了爱情。在贵阳的一座小教堂里,薄复礼和同来中国传教的瑞士姑娘露西举办了婚礼,最终二人定居在贵州镇远的一座教堂。

　　直到1934年秋天,一次与红军的“偶遇”,改变了薄复礼的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