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息的、关于生存和超越、关于命运和不可能的传奇

　　“痛苦永无止境,只有长征者才能知道他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是什么,要多少困难才能够将他彻底击垮,永远也站不起来。”《两个人的长征》作者之一、英国学者马普安在走完长征后如是写道。

　　4年前,他和同在中国的朋友李爱德一起,从江西于都出发,历时384天,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徒步走完全程。

　　“提出重走长征路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突发奇想。”马普安说。2000年,他和李爱德结伴到贵州旅游,偶然发现自己正行进在中国红军走过的路线上。马普安说:“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走一遍长征路。”李爱德误解了马普安的意思,当即答道:“对!我们是该‘走’一遍长征路。”

　　一个“疯狂”的想法就这么诞生了。但马普安一直不敢声张。“那时候,我很担心,因为以前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外国人是不能在中国随意走动的,特别是去一些边远地区。否则,会被当成间谍什么的,抓起来遣送回国。”他说。

　　不过,后来的情况比马普安预想的要好。“我们一共走了384天,其中和警察有冲突的可能只有4天,其他多数时候都很不错。特别是贵州旅游局,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在贵州走了近五个月,那里简直成了我的第二或第三故乡。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说。

　　马普安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一开始他觉得,重走长征路可能是两个人或几个人的事,结果沿途却备受外界关注。不停地有电视台、报社和他们联系,希望参与他们的活动。除了媒体之外,当地人的热情程度也出乎意料。“有时候,人们热情得让我崩溃。”他说,“走了那么多路,我只想躺下来睡觉,可总是有人友好地问我们各种问题。”

　　“有时候,甚至别人告诉我们老红军的消息时,我们都希望他住得很远,这样我们就能借口说太远了不切实际,然后不去找他。”他说,“你想,这本来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听到老红军的下落我们应该欣喜若狂才对,可见我们有多累了。”

　　实际上,他们遇到的困难还不止这些。2003年4月,他们从贵州进入云南的一座村庄。以往,村民们总是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围着他们问长问短。可这天他们翻过一座山后,好不容易在山下村子里找到了一些人。李爱德向村民讨水喝,不料村民们竟向他举起了大棍子,还不让他和马普安进村。后来两个英国人才知道,他们遇上“非典”了。

　　不过,正是路途的艰辛,使这位英国学者对长征有了更深的理解。马普安举例说,“原来,我看书上说,长征路上有人死于拉肚子,觉得很难理解。一次,李爱德拉肚子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两天,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长征战士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

　　3年过去了,马普安依然把对长征的理解看成自己的最大收获。“历史总是以后人的眼光写成的。就像美国历史把建国时的种族屠杀和奴隶制美化成关于民主的传奇一样,我之前认为,中国的长征故事中也隐藏着巨大的谎言。”

　　马普安和李爱德走完长征后,曾得出“长征没有两万五千里”的结论。一时间,国外媒体大量炒作,国内学者也纷纷撰文批评。

　　马普安说,如果没有人通过实地考证推翻他们的结论,他是不会被说服的。但同时他也不认同部分西方媒体质疑整个长征的做法。“长征的故事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真的。”他说,“这很好,因为这是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充满了英雄气息的、关于生存和超越、关于命运和不可能的传奇。1934年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支部队会活下来,有一天还会统治中国。”

　　直至今天,这种发现还影响着马普安的生活。他说自己以前比较消极,很容易找借口不去做什么麻烦的事,现在却变得积极多了。“我不再仅仅因为别人说‘那不可能’或‘这想法太离谱了’,就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马普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