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经世致用是中国学者历来的优秀传统。立足现实，学以致用，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中来阐明现实和预见未来，应当是史学研究的灵魂所在。

　　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方面最为著名的学者，唐长孺和高敏师徒二人的名字必然绕不开。时至今日，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已仙逝多年，而郑州大学的高敏先生也已年近耄耋。作为一个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中国的著名历史学者，高敏先生的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无疑是我国历史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为更好地了解高敏先生的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及他个人对当前我国学术发展的建议，本报记者近日专程拜访了他。　　

　　1.上伸秦汉 下涉隋唐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您师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能否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当初是如何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的？　　

　　高敏：从1934年入小学到1958年研究生毕业，我前后在学校读书整整20年。而后我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时至今日已经60多年了，一直没有离开过历史学领域，而且主要从事的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简牍学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我之所以选定这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受我导师唐长孺先生的影响。唐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著名学者，作为他的学生，自然以这一领域作为主攻方向。其次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陈寅恪先生重点研究隋唐史，但是很重视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最后才是我自己的一些其他考虑：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始建于秦代，影响深远，只有研究秦汉史的开端，才能明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代在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诸方面的沿袭与变异的关系，才能把各段历史摆到整个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恰当位置上。所以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必须研究秦汉史，才能知道魏晋南北朝隋唐典章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源头。基于上述考虑，我确定了以魏晋南北朝史为中心，上伸秦汉、下涉隋唐的研究方向。　　

　　在对秦汉魏晋隋唐史的研究中，我又以经济史和农民战争史为主。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历史学者迫切需要继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秀传统，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一部中国古代史写成古代多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历史，因而需要加强对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二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理论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为其他专门史的研究提供必要条件。基于这样的考虑，我确定了将农民战争史和经济史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