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近日决定，自2014年开始每年自农历正月初一至公历4月30日全市暂停活禽交易。这项源于近年多发变异流感病毒的规定，是政府试图从源头杜绝病毒传播的一种尝试。上海2014年1月3日确诊1例H7N9的病例，此前，北京、河南、香港、广东等地分别确诊感染H7N9型禽流感患者，意味着这一新亚型流感病毒的传播，已不再局限于苏浙沪皖地区。

　　无独有偶，雾霾不久前也首次被纳入国家减灾委和民政部的自然灾情之中。2013年中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我国中东部地区雾霾严重，除8月份以外各月雾霾日数均较历史同期偏多。2013年12月份中国雾霾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中大型城市受到影响。雾霾除了严重影响到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外，雾霾灾害同样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比如重大雾霾天气将造成工厂停工、学校停学、高速公路临时封闭、飞机延误或取消等等。

　　当科学家们在研究如何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经济学界关注的是——如何减少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

　　灾害救助成本巨大，间接损失不容低估

　　灾害会带来经济损失，这一点谁都非常赞同。但即便灾害没有发生，为防灾也会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就以H7N9来说，由于社会应急机制尚未完全运转，政府需要在流行性传染病爆发伊始就为一系列的疾病防控工作提供先行资金，进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成本。

　　以去年底前爆发的H7N9为例，虽然大规模流感并没有发生，但政府在第一时间的防控成本已经为数巨大，上海等地的活禽市场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后，采取了关闭交易市场、扑杀活禽等疫控措施。

　　据中国畜牧业协会初步测算，以2013年一次疫情预警，就造成了肉鸡鸡苗直接损失超过37亿元，活鸡及鸡肉产品销售损失超过130亿元，产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作为比对研究的参考，非典期间我国各级财政2003年共安排SARS防治资金133亿元。政府通过以成本价收购补贴养殖户的措施将社会经济损失承担起来，反过来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此外，政府直接开支还来自于疫情初始时对受感染者进行治疗和化验的费用，各地方政府应对禽流感疫情的持续扩散而形成的地方性救助基金也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

　　疫情的发生会对经济活动造成难以估算的间接影响，不仅会造成财政拨备的压力，对相关行业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首先是家禽养殖业和饲料行业，禽流感发生后对养殖业的短期冲击很大，鸡肉需求的短期下降对养殖户而言损失巨大，并且对鸡饲料行业造成连带损失。本次禽流感暴发的江浙沪地带又是餐饮业发达区域，无论是西式快餐还是本地餐饮营业都会受到影响。以国内餐饮业规模两万亿估算，国内的禽肉消费约有四千亿元的规模，如果餐饮业的禽肉消费按照50%计算，国内三分之一的地区受本次H7N9病毒影响的话全国餐饮业因此将会遭受百万亿元以上的损失。此外，由于人们对流动人群感染H7N9的未知性恐慌，使得短期内人们国内出行和旅游的需求有所减少，造成航空、旅游行业的经济损失。经济运行是一个整体，其他行业受疫情影响所带来的间接损失也不胜枚举：物流行业由于活禽运输的降低同样会受到冲击；畜牧业农户由于活禽灭杀导致现金流中断，导致银行业面临贷款无法及时收回的风险；财产保险公司会面临大量的农业财产险赔付支出，导致其经营利润的下滑等等。另外值得重视的是，禽流感造成禽肉价格下跌，短期内造成物价水平的下降，但随着疫情的稳定和减少，肉类食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会造成国内年底CPI指数的蹿升。

　　H7N9也对金融市场造成震荡。2013年3月底禽流感疫情蔓延后引发了市场投资者的担忧；上证综指在3月28日以大跌2.82%收盘，后一直处于震荡整理。从投资者预期以及实际的市场表现看，航空、餐饮旅游板块直接受到禽流感疫情的打击大。但是从资金流向上来看，除了农林牧渔板块获得较大规模的资金净流出外，交通运输、餐饮旅游两个板块并未遭遇大规模的资金抛售。虽然将近期爆发的H7N9型禽流感与SARS相比较并不一定很恰当，但是可以从SARS爆发期间资本市场的反应窥看本次H7N9型禽流感对金融市场可能的影响。2003年SARS疫情爆发后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出现明显下跌。后期随着疫情的缓解，油价重返32美元每桶以上。黄金价格亦呈现先抑后扬的走势。全球金融市场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但随着疫情的逐渐好转，市场波动才逐渐趋于正常。

　　风险分布：全球流感病毒变异快，东亚是流感重灾区

　　流感疫情的大流行有一定的周期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流感大流行应对方案》（Influenza Pandemics Plan），自1580年以来，人类社会共经历了至少32次大规模流感疫情。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H1N1）、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1968年的“香港流感”（H3N2）、1977年的“俄罗斯流感”（H1N1）以及2009年的“猪流感”（H1N1）等都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流感大流行，数百万计的人员死亡。另外，自1976年至今，全世界还发生了9起高致病性变异流感病毒感染事件，但并未在人类之间形成大规模的传播。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病毒变异的频率及其对人类的威胁也在不断增加。统计资料显示，流感病毒的变异和流行间隔呈现明显缩短的趋势：变异流感病毒感染事件的发生间隔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10-40年缩短到80年代的5年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变异性流感病毒感染事件每2年发生一次。虽然随着医学的进步使得人类对流感流行的预防、应对和治疗方法早已今非昔比，但新病毒的不断出现使得流感大流行的周期并没有显著减少，每隔10至30年就会发生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随着流感病毒变异不断加快，流感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正不断扩散，人类与流感抗争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历次流感大流行的重灾区。从上世纪60年代起，我国将流行性感冒纳入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予以重点防治。根据《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在1968年和1977年两次流感大流行期间，我国流行性感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处于较高的水平：发病率由1960年的0.91‰突增至1970年的十万 分 之31.33‰，增长了34.42倍；死亡率由1960年的千万分之四上升至1970年的千万分之七十一。1970年至1977年间我国流行性感冒发病率和死亡率虽有所下降，但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条件逐步改善，自1978年起我国流行性感冒的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有了非常显著的下降：发病率由1977年的19.37‰降至1989年的0.44‰。流行性感冒也因此自1990年起不再成为我国的法定报告传染病，这标志着我国流感防治工作的重大胜利。

　　然而，与流感的斗争远未结束。进入21世纪后，流感病毒变异和感染的频率显著增加，新型流感不断出现并对人类造成日趋严重的威胁。2004年的人禽流感和2009年的甲型H1N1虽然没有在我国造成大规模流行，但它们均具有较高的病死率（人禽流感历年病死率均在50%以上，H1N1的病死率在0.5%-2%之间，远高于传统流行性感冒0.02%左右的病死率），新变异流感都在疫情出现后不久就被纳入我国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近期出现的新型H7N9人禽流感病例中虽未明确观察到人与人之间传染的证据，但并不排除病毒变异后具有较强传染性的可能。由于H7N9有着极高的病死率，一旦出现大规模疫情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