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危机所折射出来的思考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对内要平衡短期民意对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非理性压力，对外要在合作中对跨区域治理保持足够的清醒。福利欧洲只是人类进程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人类正在重回国家激烈竞争的时代。

　　随着债权人与希腊政府最终协议的达成，希腊退欧的风险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即便希腊获得第三轮救助，在外界看来其经济形势也难以得到改善。坦率而言，希腊的国家治理已经成了一个失败的典型，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发国家都具有极为现实的警示意义。

　　其一，是“善治”与“民主”的矛盾。尽管一些西方学者经常将“善治”与“民主”混同，或者将民主作为善治的基础，但希腊危机恰恰显示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与社会条件下，“善治”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希腊是欧洲较晚实现民主的国家，其社会大众对于民主的认同，多来自于对富庶西欧国家的羡慕。民主在希腊，不是通过理性的公共决策来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过程，而是以选票换取福利的一场交易。一般来说，欧洲政治通常是左、右派轮流执政的局面，左派强调高税收、高福利，右派强调低税收、低福利。但这两个本都说得过去的选择，在民主的实践当中，却被选举的压力严重扭曲了。因为“任性”的人民往往既想要高福利，又想要低税收。所以，左派上台后加福利但不敢加税，右派上台后减税收但不敢减福利。久而久之，国家财政严重失衡，最后只好靠举债度日。这是欧洲民主无法摆脱的危机，而一个国家的民众越是任性、越是自私，其国家政治越是民主，这种危机就会暴露得越明显。事实上，民主放大了民众的丑陋，让这个国家离理性的善治更加遥远。

　　其二，是“民意”与“民生”的矛盾。希腊危机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老道理：人民有追求短期利益的倾向，哪怕这种短期利益威胁到了长远的民生。希腊危机向那些民智未开、缺少公义的国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政治过程当中，将民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以使它不至于威胁到人民自身。对于追赶型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执政者往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甚至限制民众的部分诉求，才可以让国家获得足够的资源，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与发展。更需要指出的是，民意往往是被少数人放大、引导、塑造的产物，人们往往不是通过政治过程寻找到了民意，而是通过宣传、鼓动、扭曲与欺骗，塑造了民意。在民主生活中，声音响亮的反对声总是可以压倒大多数犹豫不决的赞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