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研究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作者简介：董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董军，江苏淮安人，广播电视学博士，中国历史(媒介史方向)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新媒体发展史研究。

　　原发信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0153期 第59-65页

　　内容提要：自1959年贝尔森(Bernard Beleson)在《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上撰文宣称“传播学的枯萎”以来，迄今为止传播学依然无法摆脱理论建构的现实困境。由于“传播学是在具体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研究人和制度的学问，也是在变化的条件下研究人和制度的学问”，所以有必要回到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进程中，重新思考传播、传播研究与现代性的关系。我们要做的是把现代传播研究放回到它原本属于的地方，即“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出现、发展、结构特征以及未来变迁的学科之中”，重新对“什么是传播”、“传播研究的边界”做出新的思考。

　　Since Bernard Beleson claimed "the withering of communication" in his paper published on Public Opinion in 1959,communication is still in the dilemma of theory construction in reality.Communication is a study of human and institution in cultural,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environment,so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turn to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of modernity to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study and modernity.What we should do is to put modern communication Study back to where it belongs,that is,its study should be in the subjects concerning the generation,development,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changes of modern society,and should reconsider "what is communication?" and "the bounda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关键词：现代性/传播学/传播研究/理论建构/Modernity;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study

　　标题注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批特别资助项目、第54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从中国威胁到中国梦——当代中国的他者镜像与自我想象”(2013M54037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3-0059-(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3.007

　　1959年，就在美国大众传播学蓬勃发展之际，贝尔森(Bernatd Beleson)却在《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上撰文宣称了“传播学的枯萎”。他认为，传播学四大奠基者虽然从不同路径拓展了传播研究领域，但是大众传播学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大的思想”(great idea)来整合这个领域。[1]因此在他看来，传播学研究虽然表面繁荣，但是由于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终将会走向消亡。贝尔森的预言虽有过激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传播研究的内部担忧和现实困境。二十多年后，施拉姆也无奈哀叹，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2](P15)

　　他们的哀叹，道出了困扰传播学界已久的不安——学术身份的模糊。然而，传播学界的内部担忧，显然远远不限与此。1983年和1993年，美国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分别以“领域的骚动”(Ferment in the Field)和“领域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ield：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ollesion)为题，展开了两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前后共有近百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参与到讨论中来，两次讨论共形成文章83篇。“如果说，对抗与兴奋贯穿了1983年论争的始终，那么，1993年论战的关键词则是：危机、反思与整合”。[3]纵览他们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研究的学术身份缺乏清晰的边界，在很多时候，传播学就像一个“十字路口”，来往的人虽然络绎不绝，但是理论是别人的，方法也是别人的；2.传播研究缺乏一个可以统领全局的研究范式，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相互斗争、各种传播理论的层出不穷，都显示了传播学尚处于寻找范式的“前范式”状态；3.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息，从而使得传播研究持续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很显然，时隔10年，虽然学界内部的反省不断更新，但是“学术身份的模糊”和“研究范式的缺席”，依然是困扰传播学界的关键问题。在1993年的那场论争中，美国传播学者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Shoemaker)就强调，当前的传播学量化研究虽然证明了很多理论假设，也有一些是从理论衍生而来，但是却明显地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这正是传播学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4](P146～153)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传播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传播学界的内部反思并没有因此停息，反而不断升级。2009年，卡茨(Elihu Katz)再次发出追问：为什么社会科学抛弃了传播研究？[5](P167～174)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研究，曾一度构成了世界社会科学的共同话题；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研究似乎已经很难再为当代社会科学制造新的“兴奋点”。不过，无法忽视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就在传播研究频现困境的时候，戴维森提出的“第三人效果”却一举吸引了主流社会学的关注，和“涵养”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一起成为被业内外引用频率最高的传播理论。一项调查发现，在1983年至2007年间，EBSCO数据库上共出现了126篇有关“第三人效果”的研究论文，其中引用次数超过10次的国际知名研究者有16位。其研究主题包含了“劝服性信息、选举信息、紧跟时事发展的主题、负面媒介信息、有关公共信息、文化差异”等诸多方面。在国内，“第三人效果”理论也不断出现在有关“非典、农民工形象、超级女声、艾滋针”等信息主题的研究之中。[6]

　　由此，面对困扰传播研究数十年的身份困境和范式担忧，需要追问的或许不应是“主流社会科学为什么抛弃了传播学”或“传播学的大思想在哪里”，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传播学曾经能够在批判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不同路径上，数度吸引主流社会科学的目光”。换而言之，只有知道主流社会科学曾经为什么会被它所吸引，方能知道其为何又要将它“抛弃”。为此，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把传播研究放回到“它原本属于的地方——即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出现、发展、结构特征以及未来变迁的学科之中”。[7](P42～59)只有回到现代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或许方能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