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下,要确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必须加强社会的诚信建设。同时,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下,要着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体系、危机干预机制。这说明,无论是公领域还是私领域,都需要加强全社会的信任体系建设,提高公众的信任水平,为“十三五”规划的有效实施提供坚强保证。

　　信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一直以来,公众的信任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平稳发展、防范社会风险和化解潜在危机的重要指标。依照信任理论,当处于不确定和复杂的社会情景时,公众会自动评估自身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并决定是否信任潜在的互动对象。通过这种判断,个体可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进行锚定,对其风险性予以理性的评估。当公众在自身经历、个体感受以及各类信息基础上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性(即正向性)的综合判断或预期时,就会对外在环境予以信任,对之赋予安全性的评估,并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展现参与、合作、包容等行动意志。信任程度越高,安全性也就越高,参与意识、合作意向、包容心态等行动意志的积极程度也就越高。

　　根据交往双方的身份,外在环境中的互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互动,发生在人际交往领域,交往对象包括家人、朋友等,催生人际信任;另一类是制度互动,互动对象是制度或者实施制度的代表(比如医生、法官、警察等),互动行为是以制度规范为依托。无论何种互动对象,如果公众能对与其交往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予以积极性评估,就会赋予一定程度的信任,指导下一步的行动。否则,为避免风险,公众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等来甄别对方的可信任度,导致互动效率降低,社会运行困难重重,社会发展难以提速。

　　因此,信任可以减少社会的互动成本,确保有效的经济(或非经济)交换,维持社会秩序,降低社会风险和危机隐患。在经济活动频繁度加强、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现代社会,通过公众的信任水平,可以较好地评估公众内部、公众与外在环境的关联度,公众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进而评估社会发展的潜在速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5年下半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SS2015”)显示,这两类信任各有特点,呈“喜忧参半”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