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重点区域制度创新及在三大国家重大战略的区域经济新阶段，构成了创新区域经济政策工具的现实需求。传统的区域经济政策争论限制了政策工具创新，工具范围拓展到区域规划、基本政策工具和转向政策工具既能有效回应现实需求，又符合当前区域经济政策实践的演进逻辑。区域经济政策工具创新应上下互动完善区域规划编制和落实、以制度创新工具发挥市场机制、优化特殊经济区政策保障制度供给效率、利用治理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合理选择环境政策工具等五个方向上努力。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区域规划/基本政策工具/专项政策工具

　　作者简介：程栋，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政策与治理。

　　基金项目：“985”工程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1052122004700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组织与管理机制研究”(71441001)。

　　随着我国重点区域制度创新的深化和三大重大国家区域战略的推进，对区域经济政策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创新以及区域经济政策实践的内在逻辑来思考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工具创新的紧迫性和可操作性，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区域经济发展大体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为标志的区域均衡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以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的区域不平衡发展阶段(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以区域总体战略为框架的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从9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5年)以及当前所处的新阶段。新阶段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以众多国家级特殊经济区、试验区为载体进行区域制度创新；二是以三大重大国家战略为重点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一)通过众多国家级特殊经济区、试验区为载体进行区域制度创新

　　至2015年9月，全国共有16个国家级新区，①加上各批次经济特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天津等自贸区在内的各类型海关监管区，我国已经建立了数量众多的特殊经济区。自2005年6月21日始，我国共设有国家级试验区18个，其中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深圳为综合性配套改革试验区，成渝、武汉、长株潭、黑龙江等8个为专题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浙江义乌、温州、广东珠三角地区、山东青岛等6个综合改革试验区。②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以内生增长为主要动力的国家级新区、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标志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国家级新区、试验区不再直接享有新的优惠财税政策，但享受国务院直接批复的权限，利用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权”，着力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探索性工作。这些重点区域既迅速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形成经济要素集聚的中心，辐射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又成为我国区域制度创新的高地，承担着区域体制改革“先行先试”，为全国探索市场体制改革经验的任务。重点区域发展目标的综合性，使得单一的粗线条的区域经济政策工具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创新当前政策工具的需求不断增强。国家级特殊经济区、试验区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