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崛起而文化仍然“入超”？为何学界仍然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学术？原因在于学术话语权的丧失而由西方掌握。

　　人文的自主性有异于科学，因有无可避免的个人承诺与价值判断

　　话语权的丧失，主要由于“主体性”的丧失。我们往往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混称之为科学，特别在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极其昌盛，所有学科莫不想要科学化以抬高身价。其实人文与自然两界之间性质不同，取径各异。人们对自然界“客体”的认知，如日出东山，夕阳西下，是可以相当一致而“客观的”，不至于有不同的解释，因自然科学的客体不涉及个人思考，主体性自然排除在外。然则，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如声、光、电，是可以“普世的”，不因地区或文化的差别而不同。至于人文社会科学虽也有其“客体”，如罗马帝国衰亡、法国大革命等等，但对此“客体”的认知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观与文化背景，就有了“主体性”。换言之，主体性也就是赋予意义的客体，意义结构犹如主体建构，客观知识不过为我所用，而我之所用无关量化而在于质量。人在社会里的行为、关切、乐利与忧患莫不具有主观。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谓的客观，不过是某一社会或文化内的多数人的认知，往往不能普及到其他社会或文化。所以唯有各主体性之间的共识，才能说是客观。若然，就不能不重视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性。

　　人们在视觉世界里所见同一客体、同一事实，但有不同的观点、解释与意义，甚至因时迁势异而改观。人文学科对外界的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等等，均不必见之自然科学，但一样需要分析与确认，以及相对的准则。总之，人文的自主性有异于科学，因有无可避免的个人承诺与价值判断。此一分界早在十七八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那里就有详论。维柯将自然科学视为“天界”或“外知识”，而将人文社会科学视为“心界”或“内知识”。心界或内知识就是他的“新科学”。他提升了心智之学，并将之与物质之学并肩。维柯以为心智之学属于“列国的世界”,亦称之为“人间世界”, 显然想要平衡自十七世纪以来专注自然科学与自然法则的趋势。所以所谓“新科学”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

　　新清史的核心理论，也不很新，实不脱二战前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论”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之母的历史学，当然有其主体性。近年来美国学者提出“新清史”的论述，否认清朝为中国的朝代，否认满族汉化，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之认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更强调所谓“满洲风”，认为满汉之间的文化差距虽然逐渐缩小，然而族群界线却愈来愈严。新清史论者认为汉化淡化了所谓“征服王朝”在历史上的角色，因而要去除“汉化”在中国历史书写上的核心地位。欧立德提出满族的“族性主权”论，认为其重要性在清代超过儒教的正当性。

　　正因为我们习惯“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学术”，不免有不少人将美国学者对清史的新理论，视为值得重视的新发现，更因新清史标榜取用满文资料，便认为根据汉文文献研究之不足，遂相信旧说或不足据，何不向新清史认真学习。其实，治清史者利用满文资料并非新鲜事，早已有之，然而研究清史汉文重于满文也是不争的事实。欧立德写乾隆传，大都取材汉文，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无关紧要的满文。而新清史的核心理论，也不很新，实不脱二战前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论”。如果我们跟随美国人或日本人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主观论述，即以别人的主体为主体，只好自失主体性，让话语权于外人。